精彩书摘: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5年·秋之卷 总第5卷）》：
先秦兵家常说，“计于庙堂”谓之“庙算”，并把制定出的战略决策称为“庙谋”、“大计”。这一思想在北宋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是因为，当时的“庙算”思想不但拥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且一批有着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庙堂谋划，贯彻“防患于未然”的政治精神。如富弼所说：“朝廷有上策，庙堂有奇兵。”为了做好庙堂决策体制的顶层设计，除从历史研读中总结经验教训外，士大夫还参与朝廷的战争谋划，逐渐形成一套较成熟的战略决策体制。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第一，士大夫重视构建以“庙算”为基础的朝廷中枢决策体制。由于兵家提倡从大局上谋划、战略上运筹，故谋划方案确定往往非一人所能完成。正因为这样，北宋士大夫在所谈兵事中采取群策群力的庙堂决议，即“集众思、广忠益”。这种庙堂决议方式伴随北宋政治体制的完善而随之变化。君臣共同决策的朝议在宋初并不普遍，而且受到严格的限制，直到雍熙北伐后，在中枢的战略决策中才被逐渐地采用。宋太宗听信侯莫陈利用、贺令图等人蛊惑，独断专行地发动北伐战争。田锡以北伐失败为切入点，指出那些熟悉体制运转方式的、富于行政决断的人未进入战略决策圈中，并说：“陈谋画策，而宰臣（李）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义军，刺配军分，宰相（赵）普等亦不知。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宰相吕端也对枢密副使寇准抱怨道：“边鄙常事，端不必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各位宰相，不可不知也。”
伴随对外战争失利的频仍及“重文抑武”政策的大力推行，君臣们彼此感觉到共同制定“庙算”是当时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故宋太宗召集大臣商议边防问题，庙堂决策开始呈现初形。至道初，朝廷派遣洛苑使白守荣等率重兵护粮四十余万，遭遇党项军队袭击，致使宋军大败，仅白守荣等人逃回。于是，太宗召集宰相商议救援事宜，吕端建言发兵袭击李继迁的巢穴，却没有得到太宗支持。自望都之战失利后，真宗对大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各宜无隐，以副朕意也。”事后，真宗在便殿与大臣一起商讨自己创制阵图的军事机密，并说：“朕虽画此成谋，以授将帅，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共商榷。”景德元年（1004），真宗与宰相毕士安、寇准等研究军情，且拟定亲征澶州的方案。为此，真宗“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还告诉近臣们“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并要求他们“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
直到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士大夫开始对以往的朝廷战争议事体制进行反思与构建。康定元年（1040）二月，丁度建议中书、枢密院应该适应日益变化的战争，“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柳植也认为：“比来上对者所陈两事军机，皆送学士详定，多致传布，有害事机。望只委中书、枢密院详酌施行。”尹洙在数次谈论兵事中表示“请便殿召二府大臣议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更有甚者提出，“今后军国大事不须秘密，请集百官廷议”。
……
内容简介：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5年·秋之卷 总第5卷）》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论文集，是近年来国学院同人的代表作，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近代，内容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社会史等。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5年·秋之卷 总第5卷）》立足于学术前沿，着眼于学术积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推动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素质教育的开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录：
【专题研究】
唐人选唐文辑考
【论文】
兵学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颈”及其突破
汉代律令初探——以武帝时期戾太子事件为中心
杜佑军事思想初探
“防忠于未然”——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战略观探微
宋徽宗时的道士和道官群
国学经典：明神宗经筵日讲课程考
孔子天命观述论
朱熹“《易》本卜筮之书”析论
慧琳添修之《妙法莲花经音义》脱字校正
汉语依凭介词的语义范畴
东西碰撞下的家训与传统经典教育
——以周馥《负暄闲语》为中心
卢作孚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主张
——以《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2591325828
好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