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 年 10 月 19 日上午，一艘由安吉洛 · 加布里埃利（Angelo Gabrieli） 指挥的桨帆船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靠岸，带来了土耳 其人于 12 天前在勒班陀被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神圣同盟（the Holy League）击败的消息。起初，威尼斯市民十分警觉，因为加布里埃利的船员们穿着战败的敌人的衣服。然而，近距离探视之后，圣马可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群注意到，奥斯曼的旗帜悬挂在船尾，甲板上还有土耳其武器和俘虏。很快，船上鸣炮庆祝，一股汹涌的情绪在全城爆发开来。人们因胜利
而激动得大声哭泣，兴高采烈地将手高高地举向天空，在大街上相互拥抱。 接下来的一整夜和整整一周，整个城市都在燃放烟花、敲响钟声、举行弥撒（Mass），庆祝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该市金融区里亚托区（the Rialto）的商人和工匠们用土耳其的地毯、旗帜和弯刀来装饰他们的店铺。市政部门打开债务人监狱，上演了一场由政府人员、战争英雄和犯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向圣马可广场行进。
在接下来的两周，勒班陀战役胜利的消息在全欧洲传播开来。消息所
至之处，人们都以欢笑和仪式来庆祝。据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得淡定如常。当他在其皇宫埃斯科里亚尔宫（the Escorial）的私人教堂做弥撒时，他的大臣们告诉他土耳其人战败的消息， 他却不动声色。然而，做完晚祷时，他站起身来，庄严地命令唱起圣歌，来庆祝基督教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就连新教国家（Protestant nations）也感到欢欣鼓舞。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King James VI of Scotland）作了一组拉丁语短诗来纪念这次胜利。
当时的人后来断定这场胜利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数十年斗争的终结。 《堂·吉诃德》（Don Quixote）的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参加了这场战斗，他称之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事件"。他以自己在勒班陀战役中所负的伤为荣，他的伤使他左手残废。教皇和威尼斯当局命令在象征他们权力的大厅里绘上壁画，以纪念基督教联盟的胜利。然而，不到两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颇具讽刺意味地将这场胜利称为一项无意义的成就。
勒班陀战役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海战，在这场海战中，14 万名土耳其人、西班牙人（Spaniards）、威尼斯人（Venetians）和教皇的臣民分乘六百多艘舰船，在希腊西部的海岸展开对决。在四个小时的激战中，四万多人战死，将近一百艘船只被击毁。战死者当中，大约有两万五千人是土耳其人。塞万提斯通过堂 · 吉诃德的嘴回顾说，那一天"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如此令人高兴，因为全世界终于知道土耳其人在海上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然而，根据其直接结果，勒班陀战役的后果证实了伏尔泰对神圣同盟胜利的消极评价。由于没有资源和人力继续战斗，威尼斯于 1573 年与奥斯曼人单独签订条约，承认丧失塞浦路斯。一年后，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愿也没有资源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对抗。两个大国在战斗中都遭受了人员和舰船方面的灾难性损失，这使它们花了数十年才得以重建其海军。而且，两个大国都将精力转移到其他威胁者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the Spanish Habsburgs）将注意力放在他们与荷兰和英国的斗争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则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战斗，一边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the Austrian Habsburgs）作战，一边在波斯与萨非王朝（the Safavids）作战。
然而勒班陀战役的后果，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一起，带来了持久的变化，这终结了地中海地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霸权地位。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再公开冲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格局。由于缺少有力的治安力量，地中海海盗横行，尤其是地中海东部航道。自土耳其人在 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就一直保卫这些航道。海盗呈现出多种形式。大部分海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是独立的冒险家，他们是大海中的小鱼，却对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国家以及它们的商业活动造成巨大打击。其他海盗受到国家的支持。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私掠船船员（privateers），他们在地中海盆地众多小国的庇护下，既做贸易，又当海盗。这些海盗的所作所为被称为"corso"，意思是去海上航行。但是"corso"也意味着在公海的劫掠行为。因此，"corsair" 是海盗和其他类型的海贼的同义词。
其实，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地中海起到了打压海盗的作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大多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中部，尤其是 1534年发生在突尼斯（Tunis）的对抗和 1565 年发生在马耳他的对抗。然而，当这两个强国之间的敌对结束之后，大规模海战被"次等的小型战争"所取代（正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 · 布罗代尔 <Fernaud Braudel> 所称的一样）。这些海盗并不是以十字架（the Cross）和新月（the Crescent）的名义参加旷日持久的海战，争夺要塞和海上航道的主导权，而是乘坐敌对或中立的船只，投身于小规模袭击，或者抢劫海岸上孤立的村镇，将其居民掳为俘虏，再卖到地中海地区主要的贸易中转站。
从宗教信仰和社会背景来看，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是一伙混杂的人。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巴巴里海岸（the Barbary Coast）的海盗，他们以北非的三座城市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和的黎波里（Tripoli）为基地。这帮穆斯林海盗由土耳其人、柏柏尔人、基督教的叛教者混合而成，他们从16 世纪早期就已威胁地中海水域。海盗兄弟奥鲁奇·雷斯和巴巴罗萨 · 海雷丁（Hayreddin Barbarossa）出生于爱琴群岛（the Aegean Islands），当时已经当上阿尔及尔总督。从这里，他们派船袭击并打劫法国、西西里岛，尤其是西方教皇国（the western Papal States）沿海地区的海岸。俘获并贩卖奴隶成了这些海盗的主要活动，马格里布地区（the Maghreb）的城市成为买卖这些在海上俘获的或者从沿海地区掳来的人口的重要市场。奴隶们要么被贩卖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苏丹（the Ottoman sultan）的女眷，要么留在北非，为城市的统治者做苦力。少数幸运者被其家人赎回，或者被《仁慈圣母令》和《三位一体令》（the Mercedarians and Trinitarians，罗马天主教会颁布的赎回令）赎回。从 1530 年到 1580 年，单是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被贩卖至此的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就多达 30 万名。巴巴罗萨 · 海雷丁死后，巴巴里的海盗沿着一条独立的航线出击，这逐渐惹恼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人。的确，在1581 年之后，他们将海盗袭击的场所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里，他们猛烈袭击从他们的航线上经过的基督徒船只。
乌斯科克人（the Uskoks）是另一群狠毒的海盗。16 世纪 70 年代之后，
他们分布在一度非常和平的地中海东部水域。他们的基地位于伊斯特里亚海岸（the Istrian coast）的莫拉卡山（Mount Morlacca）附近，他们的据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窝，固若金汤，从海上难以攻击。这些人叫乌斯科克人，这一称呼来自意大利语，意为"逃犯"。以这个臭名昭著的贼窝为据点，这一小撮人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持久的国际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的保护下，乌斯科克人无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建立的和平。在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the Dalmatian）沿线，这些离经叛道者明目张胆地袭击奥斯曼土耳其和威尼斯的船只，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船上载有土耳其和犹太商人及货物时。于是，他们使用宗教语言来为自己对战利品的贪婪辩护，试图使之合法化。他们的袭击出了名地残暴——他们有食人的恶名。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许多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尽管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协助这些人会遭到严厉的报复，而不仅仅是惹怒威尼斯人。历史证明，他们的袭击和劫掠非常具有破坏性，以至于意大利历史学家阿尔贝托 · 特南蒂（Alberto Tenenti）认为，他们在 17 世纪 20 年代加快了威尼斯的衰落，损害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谅解，而这正中位于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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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萨克雷，1977 年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波兰富布莱特学者，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俄国与波兰关系史，研究成果有专著《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议会王国》（1980）、编著《1855 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此外，他还是《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的联合主编。
约翰·芬德林，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世界博览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近30 年，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近年研究成果有与罗伯特· 伦代尔和金伯利· 佩尔合著《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 佩尔合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 和《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约翰· E.芬德林退休后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克莱特斯坦普有限公司（Collectors’ Stamps Ltd.）从事邮票和旧版名信片的销售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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