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第9辑）

    说到书，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里还是有几本小说书的，工作后买书也不多，这几年书价日升，淘旧书渐渐成了我购书的主导，顺带又喜欢上了古书，因钱少，只能买些便宜的线装残书散本。购线装书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在翻一堆乱书时无意中的发现，在阅读、鉴赏、研究中的种种喜悦。然而收集线装书带有较多偶然性，自己收藏古籍时间较晚，条件也不是太好，但几年用心下来，还是购到了几本有意思的古旧书，于是选了四本公诸同好。<br>        一、明中前期刻本《继轩集》一册  存第六、七、八三卷。第六卷前有缺页，白棉纸刻本，四周双边，细黑口，单鱼尾下有“继诗”二字及卷数、页码，五十八叶。所存三卷未署作者姓名，据查并核卷中诗序，悉为沐磷所著。沐磷，字继轩，明景泰年间官云南右军都督同知。此残书存诗三百首，五言、七言皆有，并少量六言，内容多为景泰年间所作的题画诗、倡和诗、感怀诗和杂诗等。沐磷的诗作虽在《景泰云南图经志》中多有选用，但单独存册的似不多见，因此此三卷诗作对了解和研究明朝景泰时期云南的文学、历史仍有所帮助。沐磷虽身居要职，但他对书画很有些研究，书中有题画内容的诗就有百首。如：《题画》：“云暝树参差，溪秋水清浅。日暮望西山，筠帘雨中卷。”《题画三首》（之一）：“春云霭霭雨初收，桑梓村墟绿未稠。仿佛江东二三月，何时乘兴泛扁舟。”沐磷和同僚、友朋的交往、倡和诗也不少。从《游圆照寺》、《游太华寺》、《和九日同僚佐登聚远楼诗韵》等诗的题目就可看出他公馀生活悠闲的一面，其中与陈以逊（布政）、郑公惠（参赞）交往稍多，此外与洪（侍御）、朱（侍御）、张（佥宪）、孙翰（医士）及表弟顾淳等都有诗来往。其中有一首反映出诗人内心真实的《夜坐》：“芭蕉叶暗蕙花香，夜静无风气自凉。坠露有声惊鹤梦，新蟾无色淡萤光。一琴尘土知音少，满架诗书引兴长。啜罢紫茸清不寐，谩萦筹策绕边疆。”书中还有几首反映明代云南地方民俗方面的诗，如征麓川（云南瑞丽）叛贼途中所作的《莫道中即事四首》之一：“侏*蛮语更咿哑，断发文身复染牙。挈植提筐趁墟去，蛇羹鼠蚱杂酸茶。”此外从书中两首诗的小序中还能找到一点史事，如《睹开平忠武王（常遇春）遗像二首》诗序中写道：“磷自童年……景泰癸酉（1453年），其曾孙宁自临安（云南建水）以其像来见，磷始获拜，因命人绘工模之，仍书太史公神道碑铭于上，且勉赋拙诗二律于下……”。可见曾有过沐璘命人临摹了一幅常遇春画像且亲自题诗二首于上的史实。在《过楚雄硪碌驿奉怀伯祖定远忠敬王（沐晟）》序中写道：“正统戊午（1438年）麓贼思任发叛顺，我伯祖忠敬王率兵讨之……明年己未，王婴疾至楚雄硪碌驿……遂薨。……景泰甲戌（1454年）予以兵获取贼子思机发，回经此。驿因有感赋诗以追慕云。”从以上资料亦可证平叛的一些史事。 <br>        把再版增订本和重著新版本两种《木刻手册》细加对照之后，就可以发现前一种版本的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br>        重著新版本《木刻手册》把原来十章的内容只划分为七章，即版画概说、木刻概说、用具及材料的准备、刻作的程序、画面构成诸要素、学习步骤、木刻史话。这章节还可以再缩并，比如：木刻本属于版画之一，可放在一起述说；刻作程序、画面构成和学习步骤也可放在一起。但是，与原来的章节划分一比较，后者的更趋于条理分明就显现出来。原来的章节为：一、鲁迅先生所留给我们的遗言，抄了五段鲁迅论及木刻的语录；二、绪论，谈“木刻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三、中国新兴木刻艺术发展的概况，述说截至作者撰述之日的“不满十年”的中国“木运’’经过；四、版画概说；五、木刻概说；六、木刻的用具及材料；七、木刻制作的程序；八、拓印；九、木刻制作的几个基本条件；十、木刻创作的准备。这十个章节的划分，确实体现了“为了适应木函班需要的迫切”而急匆匆的慌乱。<br>        和再版增订本《木刻手册》一样，重著新版本《木刻手册》的基本木刻知识以外的史实述说也是相当有价值的。而且，前一种的中国新兴“木运”只写到1940年冬，九年多，不足十年；而重著新版本《木刻手册》则补写至1948年秋，多出了将近十年，几乎就是《中国新兴木刻史简编》。当然，不仅仅是多出了十年时间，在内容上来了一次重新编撰。尤其是对同一个事件的述说，前后的差异颇有研究价值。举几个例子。<br>        提到艾青时，“再版增订本”隐晦地说“刚从法国回来的一位先进的艺术同道者”，“重著新版本”扩写为“刚从法国回来的艺术朋友蒋海澄（即后来专从事新诗工作的艾青）”，接下去不远处还明确载录“会员海澄……又锒铛入狱，……判了五年”。<br>        说到“春地美术研究所”的被强令解散，“重著新版本”只是一般的叙事：“‘上海”新华’两美专有好多学生都中途转到那里面去，不料却因此引起一班艺术大师的忌视，……”而“再版增订本”却是详尽的叙说事件原委并照录当时“艺术大师”的“忌视”的说话：“那一次展览会，却给与上海文艺界一番空前的激动!同时，大概因为‘春地’所展览的作品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给与一班美术青年一种新的刺激和启示的关系，所以都很踊跃的参加到‘春地’里去。当时‘上海’，‘新华’两美专的少数学生（有的已经缴了学费的）也参加到那边去，想不到这却引起了所谓‘艺术大师’们的妒忌，据说他们会议以后的结论：“‘春地”成立还不到三个月，对各方面的影响已经是这样的大，假使让它办到一年两年，那么，我们的学校都不要办了……’结果，‘春地’果然于这几句话的威力之下而被法捕房抄散了。”<br>        “再版增订本”《木刻手册》这样写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先生在会场中被许多青年包围着，奋不顾身的向一班青年解答许多问题的当儿，而竟讲得白涎从口缝里不停的淌着，甚至讲得面色惨白，确是许多人亲眼见到的事实。”所写是事实无疑，却有点别扭。“重著新版本”变为这样的了：“鲁迅先生也于最后一天扶病前往参观，老人家看见亲自扶植的新兴木刻，很快的从幼苗变成粗枝大叶的绿荫，兴奋得竟忘却了自己的病体，与在场的木刻青年及许多热情的观众谈论有关木刻的问题达数小时之久。然而谁会想到这位青年导师，一代的文豪，中国新木刻艺术的保姆，竟于木展闭幕后不到一周的十月十九日，停止他的战斗生命，与世长辞了。”前后两种描述，对于研究者都有价值。话语方式的随便或庄严，与时代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后一种表述，正朝着五十年代的方向靠拢。<br>        前面介绍过再版增订本《木刻手册》具有浓厚战时色彩的封面，重著新版《木刻手册》的作者在“重著”时已经用相对永久性质的素材和语言来述说了，因此到了这一版的封面也焕然一变。书名由原来的长宋字变为略微扁宽的字体，仍是红色。书名之下是扁黑美术字的“野夫著”。居中偏下是黄永玉的一幅绿底套色木刻《柳叶摇摇草青青》，有的书上误将这幅木刻称为“讲故事”，也说得过去。因为画面上一派快乐，赤着上身的老大爷手拿纸扇坐在青草地上，欢笑地面对坐在矮凳上两个表情愉快的小孩，正在说着话。一双小孩的头顶上是挂满果实的葡萄架，老大爷的身旁是被夏风吹拂的垂柳。说是夏天，除了老大爷赤着上身和两个男女小孩身着短袖上衣背心外，还有地上的茶壶和茶碗。不知有无先例，封面上的木刻被计人全书的插图之一，列为《插图目录》的第二十四幅图，即最后一幅。<br>        列入目录的二十四幅插图，全是每幅插图独占一面，还有几幅彩色的。印得清晰，用纸也好。属于技法指点的插图不计人目录，随文配插，各章分别以英文字母顺序编次，同样印得很清晰。<br>        从1973年2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所阅读的大字校点注释本《晋书》四传（《谢安傅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到1975年的吴锡麒散曲《梧桐树》的书签，几乎都为有关部门请先生所题。有意思的是1973年8月，先生去沈阳探亲，无人题签，还是有关人员急忙找上海中国画院的书法家临时题就的。更妙的是1997年1月15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夫人视察上海图书馆时，曾对陪同在旁的上图负责人说：毛泽东晚年看古籍时要看大字本，毛泽东看的古籍注释本中，有一些是由顾廷龙题写封面的。有一次，他指着一本注释本的封面说，这个字不是顾廷龙写的。这说明毛泽东对“顾体”十分熟悉和非常欣赏。<br>        顾先生无论是写大幅的中堂，或是悬挂於壁的匾额，抑或是寥寥数字的书签，每样都是认真对待，因为先生认为，字是写给人家看的，如果人们能从书法艺术中得到一种造型之美，能予人美的愉悦，那也就是他的乐趣。不少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有先生的题签为荣，他们千方百计找关系，托人请先生题署。就是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也都喜欢他的题签。他写的书签多楷书，也有唐人写经体，如《炳烛斋杂著》。偶也作隶书，如《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篆书如《简明钱币辞典》等。历来是书家皆文人，我以为，对于书家来说，有一分学问，便有一分雅气，一支笔落在纸上，便优劣自见。且一字有一字之形，点画虽相类，而结构却迥异，而字体结构造型丰富多样，可使形式美寓变化于整齐和对称。先生所题签的字是属于温润静穆、平和自然、婉丽渣逸一类，可以给人以一种玩味无穷、流连忘返、细嚼不尽的意味。<br>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些有志学生组织了“学海社”的小社团，社长即是当年未曾出道的徐雁。而“学海社”仰慕先生的大名，就由徐雁具函恳请先生为他们的刊物和《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油印本）题签，甚至聘先生为顾问。对于这些不见经传的后起学子，他热情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至于那些“大名头”学者著作，先生题的也不少。我曾见到一封编辑致先生的信，说是旅居美国的著名文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指定他的《胡适口述自传》非顾题莫属。而美国的另一学者王伊同教授在台北出版的《王伊同论文集》，宁愿撤去别人的题签，也要改成先生的大笔。而1982年时，郑培凯（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课目中心主任）也自美国致函于笔者，请先生为他的第一本诗集《程步奎诗钞》（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题签，而郑教授的另一本《新英格兰诗草》也是先生挥毫的。<br>        老人曾经教我如何挑选他所题写的书签，即左右看是否整齐、字之大小是否匀称、间隔距离都要注意。有时都不满意，就采用裁剪来拼凑。先生和我的办公桌有十多年是面对面放置的，那时，先生每题一签总是写好几张，然后交给我，让我选一张，我选中的就在右上角用铅笔画一个小圈，再还给他，请他酌定。有时，他不来馆，就嘱人或司机将题签送来交我。去年11月，我在先生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继续寻找补充写作《顾廷龙年谱》的资料时，又见到当年不少写后而不满意的书签，并看到了许多作者及出版社编辑求题书签的信。<br>        ……

    《藏书家（第9辑）》是关于藏书的文集，涉及版本、藏书的理论文章有：《雍正刊本＜笠泽丛书＞之谜》、《藏书家身后盖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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