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学派

　　序幕

　　这样的事情一周会出现三四次。

　　那不是梦，更像是幻觉，与她分离，却又模糊地为她而来。

　　这样的幻觉每次都会聚集在一个男子身上。在九月的一个晚上做工到深夜，汗水顺着他的眉毛和脖子滑下，他低垂着头——她想他在祷告，但她从未听过像这样的祷辞。

　　“无中……”

　　青金石在铜盘里“咔嗒”作响。

　　“不能……”

　　铜盘下，突然蹿起了“噼啪”的火焰。

　　“生有……”

　　一阵青灰色薄雾蓦然升起，旋又化作粉末。空气因而变得凝重。

　　男子猛地向上伸出双手，仰天呼啸。四个世纪之后，她仍可听见他的呼喊。

　　“暗夜学派万岁！”

　　华盛顿特区，2009年9月

　　1

　　尽管有违常理及我的个人意愿，但这的确是一个爱情故事。它开始的地方不在别处，恰恰是在阿朗索?威克斯的葬礼上。

　　阿朗索算是我成年以后相当熟悉的朋友。但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才了解到关于他的许多事：例如，他大清早就要来一杯灰雁伏特加和石板街冰淇淋。他从未读过亚历山大?蒲柏的作品——因为太现代了，但却绝不放过每一期《华盛顿邮报》上的连环漫画（甚至包括“家庭马戏班”）。他是小人、骗子和窃贼。为了一本原版的《布西?德?昂布阿》，他会不惜手刃祖母。还有就是，他爱我。

　　但在我们为阿朗索哀悼（不管是服丧或是别的什么事情）的最初几个月里，最让人惊讶的莫过于发现他是天主教徒。他从未告诉过他的父母——一对居住在罗克维尔市的犹太教徒夫妇，算不上严守教规。他们是在清理他的档案柜时发现洗礼证书的。在几番家庭辩论之后，阿朗索的姐姐谢拉开始张罗着寻找主持葬礼的神父。但后来有个朋友告诉她自杀在天主教会里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于是她选择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举行追悼仪式。那地方是大理石建造的。除此以外，那儿还拥有全世界藏数最多的莎士比亚印刷作品以及堆成小山的伊丽莎白时期文卷。换句话说，福尔杰和阿朗索干过的事大体上差不多：翻箱倒柜，搜寻几世纪以前被原作者随手丢弃的文献。谢拉为不必焚香感到高兴，但当她站在大厅入口处接待吊唁者时，好像又为其他什么事而突然心烦起来。

　　“亨利，”她低声说，“我忘了自己讨厌鲁特琴。”

　　这还不算最糟的呢，我提醒她，我上回在福尔杰参加了一个餐馆老板的追悼会。那人是个佛教徒。我们听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藏乐：指钹、鼗鼓，还有一个身形魁梧的双声唱歌手。那人裹着山羊皮，怒目圆睁，在一次次的和弦之后吼上几嗓子。

　　“况且，”我补充道，“鲁特琴四重奏可是你的主意。”

　　“唉，我原以为他们会带来六弦提琴或双簧管什么的。”

　　“依照传统，当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收藏家去世，总会有鲁特琴的伴奏。”

　　不仅仅是鲁特琴。社会名流也前来向阿朗索致哀。透过大厅里悬挂的长剑和战戟，随处可见一些非同寻常的名流身影：一位国会的助理图书馆馆长，一位史密森尼学会的副会长，一位来自毛里求斯的大使……甚至还有一位美国参议员，那是受威克斯家资助的老朋友。他在这间屋子里运筹自如，仿佛置身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早餐会上。我想，阿朗索若泉下有知，定会感到惊讶不已且荣幸之至。

　　“我有没有提到过你是遗嘱执行人？”谢拉说道。

　　她转过身，刚好看到我脸上的表情。

　　“如果你不愿意，”她说，“我也能理解。”

　　“不，我很荣幸。”

　　“有些钱，我想。不是很多……”

　　“要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有问题吗？”

　　“没问题，”她说，“你今天唯一需要操心的，是说话。”

　　她朝我眯起眼睛，额前一绺未染色的头发如同战妆一般闪耀着。

　　“你做了准备的，对吧，亨利？阿朗索讨厌结巴，你知道的。”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事先把致辞写在了索引卡上。但当我把卡片依次排在讲台上时，它们让我感到了一阵奇怪而强烈的厌恶。于是，在最后一刻，我决定把它们撂在一边。我看向那三百多个吊唁者，他们分散地站在近三千平方英尺的陶制地砖上，在带状装饰的穹形天花板下……我有意从小事情讲起。也就是说，我谈起了与阿朗索?威克斯的相遇。

　　那是大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而阿朗索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学。由于我当时也不认识其他人，所以还以为所有学生都跟他一样。（“我很遗憾，现在他们不一样了。”我说。）阿朗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来了一杯飘仙一号甜酒——他把酒装在一只小小的雕花玻璃容器中，放在裤子后袋里。在得知我打算念英文专业后，他问起我关于《冬天的故事》

　　莎士比亚后期的浪漫喜剧之一。的看法。我才说了约莫三句话，他就打断了我，并告诉我我是多么的蒙昧。（“他的原话就是蒙昧。”）当我告诉他我没读过查普曼时，嗯，我以为他当即就不会再理会我了。但他却约我一道吃饭。

　　“那是实实在在的一顿饭，”我说，“有好几道菜。”席间他向我解释说大学的饭菜是出了名的致癌物。“当然，科学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压制，”他说道，“但研究发现一致表明，那些垃圾是会杀了你的。”

　　杀了你——我还来不及收回这话，它就已在开着冷气的房间里激起了一阵寒战。是的，在那一刻，我真希望时光倒流，回到伊丽莎白时代。那时候，这个大厅应该是个喧闹的消遣之地，没完没了的假面舞会、戏剧和舞蹈。人们在地板上穿梭不息，狗儿在乱叫，农耕气息随处可闻。我的声音不过是交织在众多声音中的一丝罢了。

　　阿朗索买了单，我急急地往下说。他通常都会这么做，而且给的小费差不多等同于账单金额。他认为我对于《冬天的故事》的看法其实不像他最初想的那么愚蠢，但我还是该读一读查普曼。

　　“在你找到一个不错的非主流诗人之前，”他说，“你什么事儿也成不了。”

　　我把没用到的索引卡规规矩矩地摞成一小堆，然后瞟了一眼结束语：

　　“在我看来，阿朗索极其自信。那时我还只是个来自郊区的孩子，而我的这位同龄人已经表现得像个教授了。教授们跟我一样怕他。他们理当如此，因为他是……”

　　他是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当时想说什么了，因为她走进了大厅。事实上，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替我说完了这句话，或者，说出了另一句截然不同的话。她迟到了起码四十分钟。而且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敢保证，如果她衣着得体，我是不是一样会注意到她。我是指跟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一样，穿着黑色的羊毛和绉绸衣物。而她穿着一条旧式的A字连身裙……棉质的……绯红色！——上身绷得紧紧的，裙摆却蓬松而轻快。她仿佛对这样的穿戴习以为常，看上去比屋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自在。

　　没人对她说一句话。我们极有可能在等她发现自己的错误。噢，婚礼地点是在街对面的圣公理会教堂！

　　但她丝毫没有来错地方的意思。她在第三排最末端的位子上坐下，然后从容地看向讲话者。

　　也就是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忘记了自己正在致辞的事实。

　　“阿朗索，”我说，“是一位——一位伟大的收藏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今天才有这么多人集聚在这儿，是不是？但对我来说，在他所有的藏品中，没有一样……如他本人一般独特。所以……”——说完，快说完——“所以这就是我将要记得的事。”

　　谁在我之后讲话的？我无法告诉你。我一坐下就开始进行数据采集工作。这活挺难。因为她坐在我身后两排稍偏北的位子上，这意味着我得不时从座位上转过身去，还要假装自己不是这屋里最讨厌的家伙。不过隔着那么多的人头和帽子，我终究又看到了她：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一只奶油色的胳膊向后悬在椅背上。最诱人的还是那对锁骨，在她那纤柔的颈项下长驱直入，留下了富于开拓精神的坚韧注解。

　　然后，讲台上传来阿朗索母亲那抽泣的女低音。

　　“我心里甚感欣慰,”她说，“看到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向我的儿子表达哀思，是极大的欣慰。”

　　你也许认为我应该有种负罪感，因为此刻，我并没有哀悼她的儿子。你只对了一半。事实是，你在葬礼上也能跟在婚礼上一样走运。其实更走运。因为人总需要被安慰一下的。

　　况且阿朗索应该比谁都清楚，悼念他是件多么麻烦的事。他没有孩子，也未曾惹上情感纠葛，他从来就未招惹过任何事或任何人。但他还是一样能够理解我。“完事儿了就回来，”我还能听见他说，“我要给你看看马格斯和夸特里奇书目上的一封信，是写给克莱格霍尔的领主的……”

　　于是，在仪式结束时，我相信自己已获其恩准，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然而，当我站起来时，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亨利！“

　　莉莉?彭茨勒。这个女人身形粗短健壮，紧绷绷的如同一个职业摔跤手。一簇簇灰头发乱糟糟地盖住她好似长豆角一般的眼睛，双手各抓一把鸡尾酒会用的餐巾纸。她带着惯有的、备受折磨的慈善气息。

　　“需要帮助吗？”我问。

　　“我需要帮助？”

　　莉莉曾是阿朗索的文书。我之所以说文书，是因为她名片上印的就是这个。“文书的意思就是收集主人的纸质破烂。”她曾如此解释。她眼下干的就是这个。

　　“保安让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告诉我，“花店的人搞错了，送来了百合。阿朗索讨厌百合。负责餐饮的人刚刚才到。刚刚——才——到。在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知道，就是在他们自残身亡之前，应该要求他们——我说的可不是国会令，亨利，某种神圣的命令就规定了，在找死之前，安排好自己的追悼会，行不？买好花圈，搭起吧台，雇好该死的餐饮供应商，然后再自杀。”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那叠餐巾纸开始上下晃动，“这才算完成自杀，我们都知道。”

　　“需要帮助吗？”我又问了一次。

　　她看着我。

　　“我们一直挺想你，亨利。你最近都不怎么来看我们了。”

　　“噢，是，有点忙。教学事务，还有那些约稿。反正这样那样的……”

　　“还有件事。”她说，细细地看着我。

　　“怎么？”

　　“噢，反正晚点过来吧。我们会在五点钟守灵，在‘倒房子’餐厅的顶楼。布瑞吉特会唱首伤感又过时的歌，我想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不过想想，还是别麻烦了。”

　　接着，她挤出一丝笑容，缓缓转过身，费力地向着跟她差不多高的宴会桌走去。

　　至此不过一分钟的光景，但已够长了。那个红衣女子已经不见了。我在大厅里晃荡，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陈列的箭弩和经数字化处理的《第一对开本》——通过触摸屏可以翻页，好似魔法一般。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我不断增强的挫败感，正在将我包围。

　　最后，在我的最东边，一只修长而苍白的手臂出现了，如同一道闪电，推开入口处的橡木门。

　　她正动身离去。静静地走，如同静静地来。

　　又一次地，命运弄人。不过这回不是莉莉?彭茨勒，而是阿朗索九十八岁的祖父。他把我错认成了他的一个侄孙，任凭别人怎么说他都固执己见。直到那位真正的侄孙——一个从弗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来的宠物保险推销员亲自出面调停，这位老先生方才善罢甘休。我赶紧三个大跨步追至门厅，夺门而出后站在了炫目的赤热里……

　　她已经走了。

　　在这九月初的热浪里，我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汗水沿着我的衣领流下，我的周围升起一股仿佛轮胎燃烧的气味。玉兰正在生长……还有紫薇……此外并无他事。

　　难以解释向我袭来的那种沮丧。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不是吗？失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正常些，亨利。

　　接着听见身后有人喊道：

　　“啊，你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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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斯·贝亚德（Louis Bayard），备受批判与盛赞的小说《黑塔》的作者。其所著《淡蓝色的眼睛》跻身全国畅销小说，而《蒂莫西先生》则被《纽约时报》列为值得关注的书。

　　贝亚德曾是Salon.com网站的特约撰稿人，曾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Nerve.com网站以及《保留》等媒体撰写文章及评论。现居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