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中骗：克格勃与中情局的无声战争

　　第二章 “信任”组织
　　“……诱饵、伪叛徒和幌子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詹姆斯·杰西·安格尔顿
　　“信任”行动
　　洛克本名雷蒙德·罗卡（Raymond Rocca），是个60出头、长着胡须的高个儿男人，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教授而不是情报人员。安格尔顿告诉我过去的20多年里洛克一直是他调查小组的手下。他和洛克的第一次碰面还是在二战时期的意大利，那时他们都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共事。洛克以修道士般的虔诚投入到浩繁的档案记录筛选工作中，安格尔顿对此印象深刻并决定把此人纳入麾下辅佐自己的情报事业。在中情局，安格尔顿分配给洛克一个极其费力的任务，就是保存材料，即那些悬而未决的零碎情报。这些情报最初也只有三五张卡片而已，安格尔顿还曾试图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把这些情报归类。“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哪张卡片属于哪个拼图。”安格尔顿如此解释道。1974年12月，中情局对安格尔顿的清算时刻来临，随着安格尔顿被解雇，洛克也随他一起离开了。
　　洛克住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Falls Church，Virginia）一栋整洁的郊区小屋内，离安格尔顿在阿灵顿的家并不远。当我到达那儿时，马上就发现了两株巨大的卡特兰。和他的长官安格尔顿一样，洛克对他亲手栽培的兰花很是得意。他向我解释说他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脏手术，目前正处于恢复期，身体虚弱很少出门，但还是很乐意解答我的疑问。虽然没有问过他，但是我猜想安格尔顿已经就我的来访提前知会过他了。
　　洛克一边点燃他的烟斗，一边打开了话匣子，“‘信任’行动是苏联政权一手策划的一场规模浩大的骗局。”而这个耗费了他20多年精力搜集整理的故事，始于半个世纪以前。
　　根据西方情报机构的说法，时间要追溯到1921年8月下旬。那时，一个级别很高的苏联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Aleksandr Yakushev）——在去往挪威参加国际贸易会谈的途中，路经当时仍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Estonia）时和他的代表团失去了联系。之后他找到一名在革命之前就认识的反苏流亡者。他说他和其他苏联官员一致认为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完全失败。苏联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不上交粮食，军队濒临兵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府在数月之内就会自行灭亡。
　　这个消息极大地刺激这名流亡者。他问亚库舍夫有什么计划：他会不会叛逃？
　　亚库舍夫告诉他说没有必要叛逃。而是打算在布尔什维克倒台时，伙同他亲近的一批官员和技术人员篡取权力。由于他们还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关键部门内部招募了其他对现实具有同样幻灭感的官员，亚库舍夫和他的同伙丝毫不惧怕布尔什维克。尽管仍在秘密组织中，但他们已经俨然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亚库舍夫离开后，这个反苏流亡者立即将这个惊人的消息报告给了其他流亡集团，并一直传到了英法等其他支持反苏活动的情报机构。亚库舍夫关于俄罗斯经济正在崩溃的断言似乎非常合理，也符合俄罗斯境内西方观察家的评估。
　　布尔什维克风雨飘摇的判断其实也是西方一贯的共识。当年的早些时候，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背离，该政策使得自由企业、私有农场、银行和俄罗斯的外国工业特权合法化。甚至持不同政见的地下出版单位也出现在苏联各大城市里。问题就在于亚库舍夫的阴谋是否已经进展到他宣称的程度——或者他是否夸大了他手中现有的权力。
　　几个月前，六位苏联高层、外交官和军队长官暂时叛逃并与欧洲的反苏分子取得联系，也传达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即将垮台的类似消息。此外，他们声称也参与了亚库舍夫颠覆现任政府的阴谋活动，这个政府自称为中央俄罗斯君主主义联盟（Monarchist Union of Central Russia）。从这些人口中还渐渐传出：他们用来掩护这次政变的办公大楼是位于莫斯科商业区的市政信用协会大厦；为了防止被苏共窃听，这次政变组织者的代号就叫“信任”。
　　1922年亚库舍夫在柏林现身，他要求与欧洲反苏运动的其他领袖取得联系，劝说他们参与政变，因为“信任”能够让他们受益。该组织可以作为他们在俄罗斯的内应，通过内部成员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财产、其他异见论者和这些流亡集团所需的任何秘密文件偷渡出去。同年内，这种“益处”被传达到了欧洲所有主要的反苏集团。作为“信任”组织的代表，亚库舍夫为巴黎、柏林、维也纳和赫尔辛基（Helsinki的反苏集团提供了使用苏联境内“信任”组织所有设施的特权。
　　尽管亚库舍夫和他的同谋者貌似的确有些行动力，但最初一些流亡者仍对“信任”组织抱有怀疑，他们要求对方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确有如自己所宣称的影响力。为了证明这点，“信任”组织将这些流亡者的家人偷渡出了俄罗斯，为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党羽提供了武器和物资并约定同他们一起承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破坏和暗杀任务。“信任”组织甚至为流亡者头目伪造了护照和签证，方便他们潜入俄罗斯参与秘密任务。当这些国外流放集团的领导人亲眼见证警察局爆炸、有组织的越狱之后也慢慢开始相信“信任”组织了。
　　随后他们便开始接收“信任”组织传来的苏联经济和军事文件，再转手给西方情报机构。这些文件引起了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和芬兰等国极大的兴趣，自然也能开到一个好价钱。伴随着这种三角贸易的壮大，苏联的机密就这样通过“信任”组织和反苏集团到达了西方情报机构手中。
　　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超过11家西方情报机构完全依靠“信任”组织为其提供俄国情报。组织甚至为流亡作家安排秘密出行，让他们参加莫斯科的反苏分子集会，与其他反动期刊的编辑会面。
　　所有经由“信任”组织搜集汇总传达的情报都不断地向西方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共产主义在俄国已经行不通了，无论是通过亚库舍夫蓄谋已久的政变还是“新经济政策”这种相对温和的改革，苏联都将放弃它最初的革命目标。
　　然而20年代末，“信任”组织内部却出现了问题。国外反苏流亡集团领导人在赴莫斯科执行任务途中，要么突然被绑架，要么就完全消失。像辛迪尼·赖利（Sydney Reilly）和鲍里斯·萨温科夫（Boris Savinkov）这种在“信任”组织的保护下回到俄国的顶级间谍都遭到了逮捕，要么被处以短期徒刑，要么被判处死刑。国外反苏集团收到的“信任”组织提供的苏联秘密文件也被证实并不可信甚至含有错误，新经济政策默默下台了，地下刊物也渐渐消失了。苏联政权没有如预期般倒台，而是愈加巩固了。
　　1929年，一个名叫爱德华·奥珀普特（Edward Opperput）的组织高官逃往芬兰。在赫尔辛基停留期间，他曝出自己曾经作为苏联情报官员而非异见论者参与过“信任”组织，直接受命于列宁的情报部门长官费利克斯·迪尔林斯基（Feliks Dzierzhinski）。他还承认，亚库舍夫和其他同谋只是假装谋反而已，这些人都曾是他手下的特工，接受苏共情报部门的领导。“信任”组织的办公大楼不是谋反活动的掩护地而是这个长达七年的骗局计划的总部所在地。它制造所谓的秘密文件，宣传所谓的叛乱者，发表反动刊物，伪造护照和行程安排，只是为了让这一切更加可信，它甚至炸掉了苏联大楼。既然是他们策划了整个表演，他们也就同样能够保证走私、越狱和暗杀的成功。奥珀普特还供认了苏联情报机构是如何用他们以秘密文件为交换而从西方情报机构那里得到的钱来资助派到西方的间谍、武装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以及支持其他活动的。他提供了如此具体的细节，包括从亚库舍夫在爱沙尼亚的那次会议以来各方联系的时间和次数，因此毫无疑问，“信任”计划从头到尾就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一次绝妙策划。
　　“信任”行动就这样落幕了。那些国外反苏流亡集团也终于意识到他们被耍了，不仅信誉丧失殆尽而且士气遭受重创。“信任”行动引起了各派反苏分子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也让西方情报机构陷入了混乱和猜疑，为此他们还不得不向本国政府解释他们是如何被苏联欺骗并操控了长达八年之久的。
　　然而这还不是结局。令人震惊的是：奥珀普特在披露了以上种种之后便悄悄返回了莫斯科，改名换姓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他是一个被故意派遣出去的叛徒。”最后洛克冷冷地说。所以当他解开了“信任”的秘密、完成了任务，他就马上回去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那为何苏联情报机构会主动曝光自己策划的骗局？”
　　“这才叫最后一击！”洛克忍不住他对敌人智慧的赞赏。由于骗局在1929年开始慢慢暴露出问题，新经济政策也已下台，战略目标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苏联才决定以这种最有利的方式公开这一切。“其用意是把西方的视线转移到这场惨败中，从而忽略苏联背后的操作。”
　　“那是否意味着还有其他形式的‘信任’行动？”
　　听到我这样问他，洛克的语气马上变得不确定了。“通过‘信任’行动，苏联情报机构已经显示出了未来策划骗局的潜力。”洛克言语中显示出对对手的赞赏，就好像谈论一个魔术师仅仅通过几个花招就能证明自己下一步的魔术有多精彩一样。“这表明苏联有实力长时间地操控境外活动的双重间谍，就像亚库舍夫。”亚库舍夫就是典型的“诱饵”，在看不见的情报战的世界，诱饵是指暗地里忠实地听命于自己的情报机构，表面上假装是叛徒来吸引敌方上钩，就像引鱼上钩的鱼饵。诱饵也许还会假装叛逃，这种情况下就叫作“外派特工”（dispatched agent）。“苏联情报机构还表明，他们能够策划一个行动并使之持续将近10年时间，从而把他们手下的特工变成西方情报机构信任并依赖的信息源。”苏联的一切精心安排，包括暗杀、爆炸、追查和越狱都只不过是为了让假的看起来更像真的。
　　当然还少不了“幌子”，即像“信任”组织和其他反动集团这种故意模糊自己真正的政治派别而诱敌上钩的机构。情报机构精心设计的“幌子”在谍战中几乎可以吸引到任何目标，而且其本质也决定了几乎很少有证据可供人查证这些“幌子”的真实性。
　　对洛克来说，“信任”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苏联情报机构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这种双重间谍的手段为西方提供秘密报告、线索和文件以造成他们关于苏联的虚假印象。被精心设计的“虚假信息”使西方情报机构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大势已去、已不再构成威胁。也使得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向他们认为即将变成非共产主义的政权大肆进行贸易信贷、技术转让和外交认可。“他们当然是被骗了。”洛克轻轻敲了敲烟斗，结束了他关于“信任”组织的所有讲述。
　　“那诺申科呢？”我仍想知道他策划了半个世纪的骗局和肯尼迪暗杀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忍不住继续追问，“他是否也传递过什么虚假信息？”
　　“我所了解的只是些历史事实，我所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些。”洛克耸了耸肩，“至于诺申科，我没有具体参与处理过他的案子，所以我不了解。”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了。看来答案还是要到安格尔顿那里去找。
　　……

    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J. Epstein），哈佛大学博士，曾先后在哈佛、麻省理工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政治学。美国最饱受赞誉的资深调查记者和揭秘作家，以信息来源绝对权威、爆料而见长，也是研究苏联假情报战的著名专家。曾采访CIA的最高层及其他关键人物，能获得他人未能企及的内部资料，是改变CIA出版物历史的第一个“局外人”，因此成为CIA情报研究中心的案例研究对象。已出版20余种著作，还执笔于《纽约客》《赫芬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等多家媒体杂志。

　　

    《骗中骗：克格勃与中情局的无声战争》以美国反间谍头目詹姆斯?安格尔顿之死为缘起，追踪了苏联从建国伊始到冷战末期“欺骗对手”的各种行动：

 

    设置虚拟组织：设置“信任组织”欺骗中情局在内的西方情报机构；

    派遣双重间谍：派遣“软呢帽”和“高顶帽”等伪叛徒打入美情报机构；

    利用技术手段：利用遥测技术的系统性偏差使美国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

    传播虚假情报：借助诺申科和戈利岑等提供虚假情报，引发中情局内讧；

    策反对方高官：策反中情局情报官员，并将其培养成自己的卧底；

    制造经济假象：制造经济衰退假象诱导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政策；

    ……

 

    面对苏联这一系列情报战时，美国又是如何应对和接招的呢？

    通过中情局与克格勃在情报与反情报上的较量，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作为西方反情报代表作，《骗中骗：克格勃与中情局的无声战争》不仅充满重要的情报战思想，还生动描述了丰富的经典案例，使得它既可作为饭后茶余之消遣，亦能当作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资料。

　　

前言
第一部分  尔虞我诈
第一章  窥镜之见
“荒野之境”
寻找安格尔顿
第二章  苏联的“信任”组织
“信任”行动
又见安格尔顿
第三章  安格尔顿和费尔比的较量
二人的交情
从朋友到敌人
第四章  中情局的梦魇
会见赫尔姆斯
“替罪羊”沙利文
贝格雷眼中的诺申科
第五章  重重的秘密
重构戈利岑的故事
会见德莫布雷
会见迈勒
再见安格尔顿
第六章  安格尔顿的最后时光
《美国谍报活动记录》
“猫鼠游戏”
安格尔顿被迫辞职
第七章  完美欺骗的理论
圈套

实施完美骗局的两个条件

第二部分  国家意图
第八章  情报界的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
战争年代的骗局案例
第九章  古德汉默清单
希特勒的骗局
颠覆策略
弱点策略
第十章  新马其诺防线
现代科技和卫星技术
卫星预警系统
第十一章  遥测骗中骗
“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
“窗口”角色
第十二章  “鼠战”
发展内应的三个条件

中情局和克格勃的差距

第十三章  “不会被骗”
克格勃的“运转原则”

谁是尤尔琴科

第十四章  骗子游戏

骗局双方的合作

合作案例

第三部分 不战而胜

第十五章  千年之战
诡战

美国自身防守的弱点

第十六章   薄弱环节
三种假设

经济衰退的假象

第十七章  苏联的公开化时期
第一阶段：新经济政策（1921—1929）
第二阶段：苏联宪法（1936—1937）
第三阶段：乔大叔的伙伴（1941—1945）
第四阶段：去斯大林化（1956—1959）
第五阶段：国际关系的缓和（1970—1975）

第六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1983—？）

后记  安格尔顿提出的13问题
附录  《德黑兰档案》
致谢
英汉术语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