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文丛精选：东风与西风

原序

 

 

文化评论大约是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一种文体，比通常意义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坐一点，但又不能严肃到像以前电影上的政委那样不苟言笑。如果用科举时代的文章标准来比拟，则考秀才时主要看文辞的美恶，文章要做得空灵；考举人的文章就要有点所谓书卷气，多少要体现一些学问，不能太空；而考进士则学问一面要求更高，需要在讲究文辞的基础上尽可能表现应试者的学问功力。文化评论大概就有些类似于举人的文章，要在淡淡的书卷气中依稀透出几分空灵，其实也带点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那种希望鱼与熊掌兼得的中庸意味。

今日文风不古，学术论文不少是文辞和学问都未必佳，固不必论。通常学问一面还过得去的学术文章，也大多不复讲究文采，能做到“辞达意”又“言能文”者，实在已罕见。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离得开风花雪月（以雷锋为题材而能写出使人颇思一读的散文者，并世恐无几人）。这样的语境也许促成了文化评论这一介乎于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文体逐渐流行，恐怕也是立意于雅俗共赏的《读书》杂志能够销量大增的原因之一。而《读书》杂志本身又有意无意间塑造出一种类似文化评论风格的书评体裁，即不必像专业书评那样必须准确概括所评书籍的内容，且所论有时也不一定紧扣原书主旨，常常可以借题发挥。

本书所收的是葛小佳（署名葛佳渊）和我（多数署名罗厚立）合写以及我个人近几年刊发的一些文化评论和读书心得，其中一半以上是刊发在《读书》之上。如今小佳远在美国，这个小序只能由我独自执笔了。我们都是有“专业”且以专业为吃饭之“正业”的学人。有些专业方面的朋友是很反对花时间来写这类文章的，因为这多少总要针对和因应写作当时的学风世风，难以传之久远。但编辑方面的朋友则以为应该多写这类读者范围或更宽广的文字，以稍尽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良心。我们的这些文章，即是在《读书》杂志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头一两年似乎一度缺稿的情形下，受一位与《读书》关系较深的朋友之托而开始写作的。说句老实话，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专业压力都相当大，这些文字真正可说是“拨冗”写出。如果不是《读书》和其他刊物的编辑朋友（以及关心这些刊物的非编辑朋友）们的敦促，几年间要写这么些非专业的文字，实难想象。

但正因为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又多半是赶着写，其结果很可能是鱼与熊掌都未能得。对一些希望看到点“什么”的读者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已过于随意，甚至与“学术规范”有了距离；在另外一类读者看来，或者仍觉太过迂远，书卷气还是稍嫌浓厚。好在我们并无像陈寅恪他们那样具有想要“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使命感（中国传统士人原无西方传教士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汉代人所说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后的士人明显偏重“触及灵魂”层面的努力，我颇怀疑是受了禅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既不希图闻达（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响什么人；既不敢云“提高”，也无意于“普及”。不过读书阅世，思而后有所得，希望藉此以文会友，或者能从思想交换中获得一些进益，如此而已。

文化评论的随意性（与学术论文相比）似乎使写作略更容易，惟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的时间和刊物的篇幅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有限。当此之时，若随意制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说是犯罪。故我们这些文字，虽然粗浅，却皆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我们写作的基本准则是不趋时、不趋世，有心得方下笔，不作无病呻吟，亦不敢逢场作戏。知我罪我，乃在读者。这一点小佳在电话中特别提出要说明一下，当然决非自以为是，不过出于对读者和刊物的尊敬和个人的自重。依我们的陋见，文化评论究竟与抒情散文不同，写作时固然不妨比写学术论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特别是有阅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总以多少有点“作圣”的责任感为好（当然，若有意“作圣”，便会失真，这也非我们之所欲）。

本书之所以名为“东风与西风”，并不是觉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别好，而主要是因为多数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我们都是学中国历史出身，后来又多少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仅西方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说仅及皮毛（包括《读书》在内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发的有些论及西学的文章，便时有“背塔说相轮”的情形）。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况，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与“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

约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假如把“资产阶级”换为“西方”，这一预测与此后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实惊人地若合符节。

但西方“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却不仅是马恩所说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能力一起使西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时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人的吸引力。这在近代中国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1903年的《自题小像》一诗中曾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而彼时开始兴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

这一现象最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来解释。我们国内许多人对“文化霸权”理论的理解都有些偏于从中文词字望文生义，特别注重居于强势一方的强权控制。“控制”（domination）当然是文化霸权理论的一个关键词，但若只看见这一面，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思维模式。其实，文化霸权的形成与维持，不仅有支配群体及其文化强势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这最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自在”而不“自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权”有些类似中国上古三代时的“共主”：其对从属者未必要求绝对服从，实则常常只要求承认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战即可。这其间还有许多细致微妙的讲究，读者可以去参考原书，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文化霸权”是“双向度”的。

当然，霸权下的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倾羡和趋附，也一直伴随着憎恶，在这一强势的形成依赖于非文化因素时，更是如此。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去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铸》（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论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非西方国家在追求以富强（特别落实于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标志的“现代化”时，它们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在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后，又纷纷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从西方寻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杭廷顿因而推论：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前些年关于所谓“东亚模式”经济发展的讨论，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述。近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学热”的同步，似乎也预示着类似现象的出现。

但是近代中国有着与其余东亚国家颇不相同的历史经验。在日本，“和魂洋材”说从来没有落到“中体西用”论在中国那样悲惨的结局（后者在中国思想言说中迄今仍是一个负面意义为主的“落后”术语）；近代日本许多“国学家”正是改革的促进派（其实中国亦然，不过因为当时还有更趋“新”者而显得“旧”），故“国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个负面词语。在韩国，由于曾经陷为殖民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贵，反传统的思潮虽也曾出现，却不像在中国那样成为主流。而在中国，部分因为强势文化采取了打压和劝诱相结合的策略（不一定是预谋的），尊西趋新及与此相关联的反传统观念在思想界长期居于（或隐居）正统地位，其流风不散，以至于今。

故中国传统的崩散远甚于日、韩等国，到今天恐怕只剩那些居于“深层结构”之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观念尚部分存留，余者多已进入博物馆，要经专家鉴定并释读后始能供游人观览（也仅仅是观览而已）。同时，今日“国学”与“后学”的异曲同调，特别是其既不“国”也不“后”的层面，更揭示了“专家”不专的隐忧。

这就产生了一种颇不乐观的可能性：当中国真正能够以西方的方式做西人曾经做到的事甚而做得更好（几十年来不断重复的“某事西方人用了多长时间做成、而中国人却只用了多短时间就做成”的流行“话语”，最能提示赶超西人并驾而上之这种心态的持续存在），因而出现杭廷顿所推论的本土传统文化复兴之需求时，包括“专家”在内的国人对传统文化实已甚感隔膜。结果，本土文化的复兴恐怕将类无源之水，虽得一时之盛雨而成潢潦，却难以长流。

不能立足于传统或与传统接榫的“现代化”，其实并不会是有些人担心的“全盘西化”（诚如杭廷顿所言，有些地方恐怕是“化”不过去的），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化”呢？骡子比驴强壮、比马耐劳，但要繁衍似乎只有“克隆”一法。这样的文化“复兴”，大约不是人们所向往的吧？

本世纪初胡适在欲为中国“再造文明”的同时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影响（或者也因为他所学的专业是意在高远的哲学），总希望有一个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经验提示，这样的理想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恐怕仍只能是个名副其实的理想（杭廷顿将此说破，最为与胡适心态相近的中国人所不乐闻）。谁都希望下个世纪的世界是个冲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许不是人们常说的求同存异（人类诚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类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个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庄子主张的“以不齐为齐”，或更适合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处，也更有实现的可能。

今日世界的融合与互动已达不可能自我封闭的程度，不论何种文化或教义，皆已不存在完全纯正不杂者（故即使所谓的“原教旨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态度的强调而已）。但要能够真正汲取他文化之长，则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坚实基础，一要努力做到朱子所说的“虚其心”，即西人所谓“心灵开放”（open mind），平等对待本土文化与异文化。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其最大问题即在于它隐约道出将不同文化视为有高低之分的体系这一价值观念。在这方面，持“中体西用”说者与尊西崇新者实质上并无两样，其区别不过在于中西文化何者高何者低而已。存此一念，则即使当时双方大部分人的实际目的均侧重在引进“西学”，仍难以真正汲取西学。

要朝“和而不同”的方向努力，首先要能既充分了解自己，又对异文化及异文化群体产生真正的“了解之同情”。而这一努力的方向恐怕不是去求同，而是先分清人我之别，即不仅弄清楚“我是谁”这一认同问题，更要能将“非我”（the other）真正当作“他人”来理解。这是我们的文章常常注目于梳理中西文化异同的一点初衷。

就西方学术成果而言，只有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去解读其具体的研究，才能弄清其心意所指；必有此理解，才谈得上对话、批评与借鉴。我们在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研究）书籍时，总试图说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盖汉学在西方是边缘学科，除欧洲少数经典汉学著作有与近代西方经学（Classical Studies）相近的特有传统外，大部分汉学研究都是循西方学术主流而波动的；若不了解其主流，也就难以读出其所欲言。

同样，读今日国人的学术著作，甚至讨论今日的文化动向，恐怕也要通过论世而知书知人，根据其所处的语境来探索其有意无意的时代今典，然后或可以产生“了解之同情”。我们在写作时也曾有意朝这方向努力，但是否真有所获，则仍待读者的教正。如今不仅有所谓“泡沫经济”，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泡沫”现象大概都已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本书中有几篇文章，都带点“说不”的味道，多少表明我们对今日士风学风觉得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也知道这类文字不合时宜，但也许是“作圣”之心稍重，有时确有不吐不顺畅的感觉。

以前办报办刊之人最喜出现争论，以为可吸引读者。近年人之常情恰相反，大家都互说好话，或各说各话，商榷性的文章颇不受编辑的欢迎。记得我们前几年写过一篇与人讨论的文章，结果在刊物放置了比往常要长得多的时间，最后刊发时在作者署名前面被冠以“留美学人”的头衔。这不啻是一个“编者按语”，大致意谓此等人居异邦太久，已不谙华夏礼仪，被讨论者不与其一般见识可也。类似的情形我个人在好几次学术研讨会上也有所体会：凡出现说点不同意见之情形时，便有朋友出面说这是出于好意，而会下则必进而说明此人在外国甚久，对国内“学术规范”生疏，尚乞见谅云云。我后来也颇思有所改正，无奈修养不到家，顽梗之性仍偶有表露，这是要先致歉意的。

本书各文除错别字的校改和一些西人西字的汉译有所改动外，仍依其刊发时的原样（个别文章原有少量注释，已删去或并入正文）。非谓高明到可以一字不易，也不敢自谦到以为数年间学力毫无进步，实欲保留观念与文笔之历史原貌，以志在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中一二学人应时而发的心声，或可作为将来研究本世纪末士风、文风、以及世风的一点材料。

 

                         1998年1月8日序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以前常从普及读物里看到：人类所有的建筑物中，只有长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观察到。可是前年出版的林霨（Arthur Waldron）教授的大作《长城：从历史到迷思》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迷思”（myth）。而且这个“迷思”起源甚早，远在载人卫星上天之前六、七十年就已形成。而直到今天，尚无一个宇航员曾报告说看到了长城。不仅如此，我们今天关于长城的许多观点，实在也都是“迷思”。其中不少就像这个“迷思”一样，是从西方进口的。西潮东渐的程度，看来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还要深入得多。

关于西潮东渐，过去西方汉学界对近世中国史的著作，常遵循一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其特点之一就是无论对西潮冲击是褒是贬，都忽略中国自身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思想的内在发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学术界逐渐左倾。在此大潮中的不少美国汉学家们，往往因西方过去侵略中国而产生一种负疚感，所以倡导一种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柯文（Paul Cohen）教授以此为题著有专书，前几年已由中华书局出了很不错的译本。这个新的研究取向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可是读了柯文一书仍不免觉得有些“隔膜”。盖柯文一书主要是对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汉学界主流进行批判的反思，而从中国的视角观之，其所批评的一些主要观点不仅不错，实际上可以说还认识发展得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能一一涉及，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柯文批评了费正清学派关于西潮入侵以前中国只发生“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的观点。虽然柯文正确指出了费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国的不变即缺乏西方那种“根本转变”的一面，但柯文在批评的同时将这一观点本身亦视为不妥而摈弃，则不免矫枉过正了。实际上，费正清诸人或许是无意识地触及到了儒家或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的一个根本要点，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在传统范围内变，即温故而知新，正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若从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释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国时，士人总是“回向原典”去寻找变的思想资源。到西潮大盛后，才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后立的所谓“超越进步观”，与传统彻底决裂。费正清等若沿此取向研究，本可证明西潮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实超出一般的认知。柯文等若依照这一真正中国式的“在传统范围中变”的取向，本来也可见到费正清等所不曾见之处。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处恐怕也是秉承超越进步观的，所以将前一辈破得太厉害，无意中将其好处也破掉了。

林霨本人虽然出自哈佛，也曾撰文对费正清学派有所批评，但他的研究范围仍在较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之中，所以有意无意间恰符合中国“法而后能”的取向。其人文笔极佳，言之既文，行之必远。书出以后，颇获佳评，被美国“史书俱乐部”选入，包销二千五百册。两年间该书已印出二版，最近更出了意大利文版。在学术著作一般销售不上千本的美国，这样的接收率是不多见的。不过林著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其“变而后大”的一面，所以美国《出版商周刊》将其誉为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基本构想的几本书之一。

林著变而后大的一个特点，即在其熔古代近现代为一炉。美国的汉学，古代和近代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前者相对更重史实，后者则偏重诠释。古代史学者通常更多或更易于接受一些中国的观念和认识方式，近代史学者则更多以西方的观念模式来认识中国。这当然只是言其大处，古代史学者中自不乏以希腊罗马中世纪模式套中国者，近十多年许多近现代史学者也日渐主张应以中国为中心，更有人明言应学习古代史的学风。但直至今日，两造在学风上的差异仍十分明显。例如柯文就曾指出，费正清等编著的《东亚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风格上有时自相矛盾。这就是双方学风相异的显例。

林霨《长城》一书的论述，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度甚大。但其重心，则是明代的长城修筑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外交问题。这样一种突破常规的布局自有其风险。盖一般言史，或以断代或以种类区分之，而林书不仅时间上下延伸甚远，类别上亦不能简单以军事或外交或建筑史概之。实际是一史学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这在今日极讲究名份认定（identity）的美国学界，自易引出名份不清的问题。其间的祸福利弊，恐非一言能蔽之。

林著能“变而后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林氏突破常规的取向。林氏对人们视之为当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均不轻易接受，而是批判地印证。的确，这是一部对西方流行的“中国世界观”概念进行挑战的力作。依以前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边界清楚和文化内凝的连续进程，即以长城为屏障划分夷夏，华夏族在关内基本不受打扰地自在发展。而中国的对外关系，亦在文化决定论的夷夏观之影响下维持连续和稳定。林氏以为，这些观念或多或少都有问题。而其根本性的挑战，则在于破除传统的文化决定论。

林氏指出，中国几千年发展中的变与不变、胜败长短，并非全由文化决定，而常是特定时代的具体政治风云或政策争论的结果。具体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来，不仅给中原政权造成军事政治困扰，同时更触及到中国的名份认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换言之，“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呢？还是一个国家？是国家，则种族和地域的界定均甚要紧。是文明，则不必以种族地域分夷夏。如是，则以修筑城墙来隔断某些民族和地域，从根本上是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Cosmopolitan）倾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名份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渐成道义问题，感情成分甚重，而且从未被确切地回答过。


故林霨的结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将道德判断注入政策争辩，由此而引起另一个特征，即不妥协。在此二特征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决非持续而稳定。常见的倒是分歧，因政争而成僵局。明长城即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既未起到隔断夷夏的屏障作用，也不是什么文化一致的产物，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分歧或政策争论的结果而已。

不仅如此，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也绝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从汉代起，长城在中国的上层和民间文化中，都是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关联的负面象征。从贾谊的《过秦论》，到汉乐府诗以及民间的孟姜女传说，无不如此。明代筑城，为趋避此恶名，乃呼为边墙。直到八十年代中，明长城下的农民仍称此长城为“老边”。也是在明代，长城渐为欧人游记所提及。初尚平实，所说长城的长度不过几百英里。到明长城完工后，欧人记述的长城尺度日涨，并渐附会为早年的秦长城，更增加其神秘性和吸引力。到十八世纪，西方许多关于中国的“迷思”在欧洲形成，长城亦然。其中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居功甚伟，英人则首推那位不向乾隆皇帝磕头的特使马尔戛尼。从这时起，长城渐被捧为人类奇迹。到十九世纪，近海滨一带老龙头嘉峪关一带的明长城，已成旅华洋客常去的“秦长城”胜地了。

通俗文化声势一大，也要影响菁英文化。约在此时，西人的历史理论中也渐将长城引入，多少或与西方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墙附会，关于长城使匈奴不再南下，遂北向而使罗马覆灭的说法渐成通论。到十九世纪末，现在流行的关于长城的观念已完全树立。并开始引起想象。唯一能从太空看到的人类创造物的说法即源于此时，到二十世纪初已广为西人所接受，在各种读物中常可见到。

......

                                    原刊《读书》1993年7期

   葛小佳（1954-2009年），葛兆光之弟，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史学硕士、社会学博士。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200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6年受聘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资深教授。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史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曾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

本书系葛小佳、罗志田两位作者合写的读书评论。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故名为“东风与西风”，无论是对“西风”的评介，还是对“东风”的讨论，都有独到见地。作者大体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去解读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研究）的书籍；同时也通过论世知书的取径，评议一些国人的学术著作，进而窥测今日的文化动向。

目录新序
修订版序
原序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道统与治统之间
走向跨学科的新史学
“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
大胆的假设
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
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
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市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
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
形象与文化：换个视角看中国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谁的人文精神？
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
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上下左右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