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旅行，自有一套理念，按照《罗贝尔词典》的说法，是“出门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此外还有“散散心”、“逃避自我”等说法。这样意义上的旅行，中世纪并不存在。
中世纪几乎没有旅行这个概念。起初，旅行的概念和构成旅行的具体要素是混在一起的：道路（由哪儿到哪儿），然后是走这一趟所需要的钱（旅费及旅途中的吃食）。后来，这个词的意义有了演变，主要指信徒朝圣，接着更演变为武装朝圣——参加十字军。这样，到15世纪初，旅行一词就有了这样的引申意义：进行军事远征。只是到了中世纪末，旅行和旅游这些词汇才有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含义。
此外，论是局限于一隅的通讯手段中，还是景色里，都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旅行愿望的东西。
狭隘的视野
大部分外出都是短距离的，甚至是很短的距离的。16世纪末的普瓦图，情形就是如此：让？勒佩尔蒂埃和他的姐夫让？克鲁瓦松，拉着两头驮着瓦罐的牲口，到普佐热去赶集。瓦罐卖掉以后，他们就到一个小酒馆里吃饭，喝了很多酒，天黑以前，上路回家。出远门的时候，事先要打算好在哪里歇脚。拉罗什山下约恩河畔的普瓦雷村的尼古拉？瓦耶，离开家到6法里古里，约合4公里。——译者注。本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此后不再一一注明。以外的一个村子去，就决定住在他妻子的亲戚让？蓬德维家里。到15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当天就不太可能回得了家。
克洛德？戈瓦尔从他所研究过的赦书里得知，中世纪末的法国，请求赦免的犯人中，其犯罪地点在居住地的大约为40%，离家不到5公里的为15%。鉴于5%的罪行发生在家庭内部，离开居住地去犯罪的人，比例似乎就很有限了。不过，这种情况还不足以证明，当时的人不离家外出。但是，中世纪的人也的确是故土难离。当然，犯罪之后，很多罪犯逃跑了，因为，法律情，而且惩处得极快。不过，为了得到一纸赦书，大多数被流放的人都说，他们的家庭在老家以外的地方生活不下去。一个在亚眠裁判所被判了流刑的人，3年来一直要求赦免，因为，他“去了外地，把妻小扔下，自己一直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很可能悲惨地死去，而妻小会在家乡沦为乞丐”。这样的请求当然要考虑。有些人远离家乡后发了财，但论如何，眷恋故土之情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有被揭发的危险，一些罪犯还是回到离本村不远的地方住下。这就证明，被揭发的危险不及外出闯荡的危险来得可怕。
这项研究不仅适用于罪犯，因为大多数申请人，大约占70%，离开住所的时候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会犯罪。工作、娱乐、宗教生活，都仅限于在5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进行，即使年轻人也不例外。
外出距离的远近，似乎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种地的农民，偶尔到过30公里以外的，只有2%；手艺人中这个百分比高些，是10%；军人最高，是28%；神职人员是17%。军人活动范围比农民大，丝毫不足为奇。比起男人来，妇女闭门不出——除非嫁到外乡——也很正常。
恶劣的环境
森林茂密，所占面积比今天要大得多。不过，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在这长长的一千年里，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从地中海地区到中欧，土壤和气候的变化，使森林覆盖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早期，像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地区一样，阿坤廷地区好像也是森林茂密；不仅中部高原如此，加龙河流域也是一样。这样的森林如今在卢瓦尔河流域依然存在。勒芒省的文件显示，广袤的树林和荆棘丛生的荒地，被开垦的只是一小部分。博斯地区的草木生长确实引起过争论，但巴黎地区的森林却为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的国王们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行猎场所。在塞纳河北面和东面，森林带逐渐变宽，形成一道真正的边界。那时的旅行者穿行的古海西高原，从莱茵高原一直伸展到波希米亚。
本笃会修士朗贝尔？德？埃尔斯菲尔德（约1033—约1080）描绘亨利四世和撒克逊人打仗的情景时，曾附带提到那个时期仍然覆盖着德意志广大地区的大片原始森林。在把弗兰克和图林根南部地区隔开的一片森林中心的山上，亨利四世占据着一座城堡，山上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小路，山坡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连绵不断，亨利四世因此才得以带着几个随从悄悄走脱。据说，他们在那片大森林中沿着一条狭窄的、很少人知道的小路，不吃不喝，走了三天三夜。
在那之前，兰斯的圣雷米修道院修士里歇尔于公元991年去夏尔特尔。在奥尔拜修道院歇过脚之后，他又上路去莫城。但是，“由于我和我的两个同伴走的是森林中的崎岖小路，”他写道，“倒霉的事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因为我们在岔路口迷了路，多走了6法里。”
如果根据文学作品进行判断，12世纪的森林，似乎总要费很大劲儿才能进去。森林中的危险，有真实的，也有想象出来的。圆桌骑士们到森林中去寻求冒险，就像勇敢的骑士卡洛格勒南所做的那样：“我偶然来到茂密的森林中，林间小路荆棘丛生，隐藏着种种危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一条小径，走了整整一天，终于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然而，那时的森林已经和卡洛林王朝时期的森林不一样。森林里不再像想象的那样荒人烟，因为里面有了些隐居的人。迪翁本笃会修道院的修士热弗鲁瓦，曾经描写过一片大森林：12世纪初在塞吕讷河南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隔开了的那片大森林。在那片森林中，在一些彼此分开的小屋里，住着很多隐修士。在这些人中间，有个叫皮埃尔的，既不会种地，也不会种菜，靠吃嫩树叶和打短工为生。他替人摇辘轳。他用树皮给自己盖了一间房子。这片森林里生长的东西和德国森林里生长的东西相仿——因为这两片森林处于两个地区的交界之处——植物一点也不显得原始，没有经历过原始植物的那种孤独。毁林造田的事开始了，这是件很重要的事，从10世纪末开始，一直进行到13世纪末。法国和英国——英国比我们的森林还要多——不再有完全未开垦的处女地。百年战争期间，荆棘和树木又多了起来，但西欧的地貌已经和前一个世纪不同：一望际的土地和森林中间，已经出现了许多开垦出来的空地，有人在那里聚居。
不过，势力强大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遇到的险事，却令人生疑。
好人菲利普决定秘密离开公爵府，约了几位贵族朋友夜间聚会。那个季节已经是昼短夜长，上马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晚课经”了。冰雪消融，下了一天的蒙蒙细雨，此刻下得更紧，道路已是一片泥泞。然而，公爵还是贸然上路，觉得能够很容易就找到要走的路。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但他现在不是回布鲁塞尔。编年史作者夏特兰写道：“这时，他走进一片又长又宽的茂密森林，入口在哪里，出口在何方，他全然不知。”天上下着雨，地上结了冰。公爵就那样闯来闯去，希望最终能找到出口。他艰难地爬上高坡，再下到深深的沼泽；踩碎了一些地方结了的冰；在他以为走上了一条坚固的道路时，却陷进了泥塘；他走在荆棘丛生的地方，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东边转转，西边转转；他还经常从马上下来，在从来没人走过的地方，用手试着寻找马走车行的痕迹，但他没有泄气，不以寒冷和黑暗为意，等着太阳出来。他想，夜虽然难熬，但很快就会过去。他呼唤，但听不到回声。马失前蹄的情况，他遇到了四五次。
他终于看到远处有了亮光，那是个小丘，四面八方冒火。当时可能已是午夜时分。于是他又往前走去。他这样走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听到狗吠，来到一间小房前，一个可怜的男人正陪着老婆在里面睡觉。不管他怎么喊叫，也不管他如何捶门，那可怜的男人并不急着答理，“因为，他以为那一定是森林里的强盗，或者是乡间的歹人，要不，怎么会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里，在离大路这么远的地方出现呢。”“走开！都过半夜了，让我们睡觉，走开！”公爵把那人说服，进到屋里，坐到火旁边；人家给他拿来了一点吃的，然后，因为得到了货真价实的银币，那人送了他一段路程，指给他该走的方向。
总的说来，森林危险的想法，在中世纪根深蒂固。在国王路易七世的枢密院大臣叙热看来，想象多来自《圣经》故事，因为这种想象让人以为，住在王国森林里的那些强盗，和圣殿商人相像。毁林造田以后，这类想象依然存在。1400年，圣东日省还有个骑马的人怕“进出那些森林，因为森林里有几个杀人犯和强盗盘踞的窝点”。要把携带禁用武器合法化这件事——为了进行讨伐——可能促使请求赦免的人加深了对危险的印象。即使实际情况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要求允许携带禁用武器的理由也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不过，所畏惧地赶着牲口到森林里去放牧的农民，为数仍然还是不少。进入帝国时期以后，有些森林才令人感到不安。法国的茂密森林里真有罪恶发生的时候，赦书就带有叙事诗的风格了：比如写一对恋人骑马拼命逃跑，躲避追捕他们的人，就很有点特里斯唐和伊泽故事中世纪传说，宣扬爱情和死亡是维系人的唯一所在。的遗韵。
总之，除了老一套的关于十字军——而我们不能把十字军和旅行完全等同起来——的幻想之外，中世纪好像是个停滞的时代；其前的古代，有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奔走，如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和现实中的腓尼基人；其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则有许许多多重大发现。
然而，中世纪并不是一个停滞不动的时代。
……
《明德书系·趣味文明史：穿越中世纪》让·韦尔东用生动的实例和能够说明问题的文件描绘了中世纪一个广阔世界，从视野超不过所在教区、市集、磨房或离得最近的乡镇的农民，到“旅行者”，再到伟大的探险家（分别去过亚洲和黑非洲的马可·波罗和伊本·巴蒂塔）和那些在幻想世界里旅行的人，各色人等，他们旅行生活，勾勒出了中世纪的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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