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列教材）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历史，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历史纷繁复杂，但非杂乱无章，而是在有规律地发展变化着，一切历史现象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认识和研究历史，就是要根据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找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随着社会物质技术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历史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手段与途径越来越丰富，并呈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其中蕴涵着在什么是历史、怎样对待历史这一基本问题上的争鸣甚或对立。在我国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史学领域乃至历史问题上的社会思潮中，“碎片化”现象颇为流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引发了历史研究为什么和向何处去的讨论。

一、“碎片化”孤立、静止地对待历史

在历史观问题上，“碎片化”将本来内在有机统一的历史理解为某些“细微”历史个案或“尘埃”的分布、组合与拼凑，以至于在所谓认识和研究历史中，可以撇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割裂一定的历史联系，可以脱离或转移历史的主体，甚至颠倒、抹杀历史中的社会矛盾关系，也可以不通过占有翔实资料，而从个别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对相应历史的一般性认识。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难以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客观历史、侵蚀历史认知以可乘之机，并有助长之效。

“碎片化”使“活的历史”失去了应有活力，只见历史之细枝末节，而不见历史之树、之森林。所谓历史的“碎片”，是从历史的有机体中脱落下来或剥离出来的。一方面，历史的“碎片”孤立地存在，这一“碎片”的历史主体在一定条件下与其所属历史的主体不相一致或统一，发生缩小或变异，有时甚至截然对立；另一方面，历史的“碎片”静止地存在，不再参与其所属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再随所属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动。因此，以这样的历史“碎片”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或单元，如果不把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不研究其与所属历史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碎片”状态，而不能以此由点及面地反映历史的整个过程与全貌，更触及不到历史的深处，阐释历史理论就会缺乏历史依据。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发展的具体表现的多样性。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与将来、传统与现代、新生与衰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表现在历史事物上的结构关系与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即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例，如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酝酿与探索情况，反映不了历史主体不同的城市改革史。如若拘泥于一隅或个案，而不在更大范围内研究各地农村、城市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总结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历史经验，更遑论对同一时期滞后的、偏远的乡村社会的认识了。认识和研究历史，应在同一历史主体的基础上，根据所求知的历史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对象或素材。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上，有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基层、民间和个体化，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偏离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趋向边沿化，有的则出于“猎奇”或“标新立异”，因而疏于宏大叙事，重心不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与发展史的系统研究和阐释。这既不利于改革开放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无从、无助于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碎片化”混淆历史逻辑

在“碎片化”历史观看来，历史可以支离破碎，也可以由“碎片”串结起来。按照这一逻辑，从历史中任意捡拾一片或几片，无论与历史直接还是间接相关，抑或不相关；也无论与历史发展趋势同向还是偏向，抑或逆向，都可以用来“填补”历史的某一“漏洞”或“堆砌”在历史本体之上，所谓“历史揭秘”也就有了“生存”空间。

所谓“历史揭秘”，就是以所谓未知的“历史真相”歪曲已知的历史事实，重新“打扮”历史，并通过颠覆基本历史价值判断，模糊、混淆历史发展的实然逻辑。“碎片化”下，“历史揭秘”在对待中国历史问题上有两种比较突出的表现：一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过度解读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如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以及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家庭财务和“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谜团与真相等，企图颠覆人们历史认知中的毛泽东简朴、为民的形象。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阶级关系问题上，以歪曲阶级中的“个体”颠倒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特征与形象，企图否定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翻案”文章。如有观点认为，周扒皮的原型“为人厚道勤俭，对待长工比对待家人还要慷慨大方”，杨白劳“好逸恶劳，嗜赌成性，终至家破人亡”，黄世仁“倒是收养喜儿的慈善之人”。对此，一些附和的观点说，“比起原先的说法，它们显得更加合乎逻辑，接近常识，因而也较为可信”，并且否定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历史，认为是为了阐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而创作的，指出其目的是唱衰旧社会，推翻旧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新社会”。这样，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摇身变成了“好人”“善人”，劳苦大众则被说成了“好逸恶劳者”，而且“旧社会”“新社会”成了主观臆造之物，如此，“旧社会”变革为“新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也就立不住、站不稳了。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逻辑和新社会、新中国的历史逻辑被颠覆性地“重塑”和“再造”。

“历史揭秘”的实质在于，通过“碎片”历史，“撬动”历史发展的秩序与逻辑，“虚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意识形态与价值。

三、“碎片化”为其所用地切换历史场景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也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把历史问题置于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场景之中。然而，“碎片化”则为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普遍存在的“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的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从历史材料中剪裁所需要的内容，断章取义，并植入与其似是而非的历史场景中，形成“新”的历史情节，以强化某种历史认知的证据，或“制造”出“新”的历史主题及其内容，从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结论来。

关于国史中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作者冯克通过比较一些地方县城的数据，发现“县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便以此为主要依据臆测出所谓“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的总人数。不仅如此，如前所述，为了归罪于毛泽东，该作者竟将1959年上海会议上毛泽东3月26日关于安排第二季度工业计划、3月28日关于粮食购销问题，与3月25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这三个谈话相混合，将针对削减基建项目的内容“移花接木”为吃饭问题，从而炮制出毛泽东曾说过“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的谎言，作为毛泽东“手枪冒烟”的证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孙万国质疑冯克的这种学术造假时所指出的：冯克“硬把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主题的发言混淆起来一锅煮”，这“已不是出于无知的误解，也非仅是写作上的瑕疵，而是恶意的曲解，学术的诈骗”。

由历史事实的具体历史场景所决定，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掌握这一历史事实。列宁曾指出，这样做，历史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否则，如果历史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以上表明，对于“碎片化”历史研究的危害，需要予以警惕。

历史细节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细节不是偏离、而是围绕历史的主体与整体、主题与主线、主流与趋势进行的。在国史研究中，应将研究历史细节与“碎片化”历史研究区别开来，因为也只有这样，历史细节研究才能避免“发于细节、止于细节”，而与宏观、中观研究相辅相成，丰富和深化历史研究，并为阐释和建构历史理论，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和思想素材。

宋月红，河南淮阳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曾任《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政府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要撰稿者。研究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历史理论，以及当代西藏史、台湾问题研究。著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论》《新中国史实考论与编纂学研究》《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等。

王爱云，山东无棣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首席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评析。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次文字改革的历史经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评析”。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研究》《理论与方法视野下的新中国史探微》《新中国文字改革》等。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13

第一节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 13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13

二、唯物史观在新中国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 15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起步与开展 17

一、党政领导人对国史研究的倡导 17

二、国史研究、编纂工作的起步及其成果的产生 22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的发展 25

一、国史研究的恢复与展开 25

二、关于国史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 28

三、实施《当代中国》丛书研究编纂 30

四、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置 31

第四节 新时代国史研究的繁荣 33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史学习、研究和宣传 34

二、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取得突出成绩 35

第五节　国史研究编纂的代表性成果 36

一、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37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9

三、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41

四、《新中国70年》 42

第二章　国史和国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46

第一节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对国史研究的

    指导意义 46

一、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46

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49

三、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52

四、根据全部历史来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 57

五、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 61

第二节 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国史人物的历史作用 65

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65

二、国史人物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69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 77

一、历史发展逻辑 78

二、认识论基础 88

三、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93

第四节 国史与中共党史及其研究之间的关系 99

一、国史与中共党史的统一关系 99

二、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融通互鉴 113

三、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区别 120

第三章 国史研究中若干思潮辨析 135

第一节　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史研究中的表现与实质 135

一、“转换”历史主题 135

二、伪造所谓“新史料” 136

三、偷换历史范畴 138

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140

一、“碎片化”孤立、静止地对待历史 141

二、“碎片化”混淆历史逻辑 142

三、“碎片化”为其所用地切换历史场景 143

第三节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否定说”

    与“统一论” 144

一、“否定说”的主要表现 144

二、“统一论”的基本内涵 145

第四章 国史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150

第一节 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与方法 150

一、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 150

二、国史通史的基本内涵及特色 153

三、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基本方法 157

第二节　国史专门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160

一、中外史学中的专门史 161

二、国史专门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162

第三节　国史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165

一、国史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各有所长 165

二、国史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互相促进 166

第五章 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169

第一节　国史研究是史观与史料的有机结合 169

一、历史观对史料运用的决定性作用 169

二、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史料的解读与运用 171

第二节　国史史料的分类与收集 173

一、国史史料的分类 173

二、国史史料的收集 178

第三节　国史史料的整理与辨别 183

一、史料辨伪 183

二、史料勘误 186

第六章 国史研究的方法 190

第一节 国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分析 190

一、实事求是，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 191

二、把历史事物放到具体历史环境中认识 194

三、以联系的观点认识历史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197

四、把历史事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 200

第二节 国史研究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203

一、国史研究的定性分析方法 203

二、国史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 206

三、国史研究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209

第三节 国史研究的国情调研方法 211

一、国情调研对国史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211

二、国史研究中国情调研的开展 214

第四节 国史研究的比较研究方法 220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220

二、国史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223

第五节　国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228

一、跨学科方法在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229

二、国史研究跨学科方法的功效与要求 232

第六节　国史研究的口述史学方法 235

一、国史研究中口述史学方法的应用 235

二、口述史学方法的价值与功效 238

三、口述史学方法的缺陷与对策 241

阅读文献 244

后 记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