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明清浙江海防体制变迁与地方互动：以温州卫所为中心

　　序章

　　一、学术史综述

　　有明一代，军队与军事活动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明初各类人户中，军户的数量占到了人口的1/5，“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明代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卫所制度，它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史·兵志》总结为：“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即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都司卫所作为与驻扎地有密切关系的组织体系，管理上独立于民政系统，与地方州县形成“犬牙相制”的空间格局，并且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在物理空间上建有卫城、所城及其他军事设施，而因屯田独立设置的耕作区和垦殖区，也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居住地。可见，卫所体系所延伸的诸多空间均形成了多元而独立的地理单元。与此同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卫所作为基层军事实体，初期以世袭军户为主，后来就有各种人群的介入或者军户人群的分化，成为拥有不同身份的人群集合体，成为基层的社会经济实体。粗略而论，卫所制度涉及了国家版图、疆域管理、军事建制、财政支出、屯田征用、人口迁徙、军舍安置等，已不单单是军制史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进入清代，卫所虽经裁撤，人口并入地方系统，但其部分制度依然保留并发挥长期作用，成为地方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卫所制度作为明清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界予以了极大关注，并有大量学术成果产生。

　　于志嘉、张金奎、赵明、邓庆平等人对卫所制度的研究成果已有较为详细的综述。如于志嘉分“卫所制度（附京营、边防、海防）”“军屯制度（附军饷）”“军户制度（附民壮、募兵、家丁、武官世袭）”等予以梳理；张金奎则分为“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度”“中后期军制变化”四个专题予以总结；相比较而言，邓庆平在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到地域差异和清代演变等内容，分“军事制度”“行政区划与地理单位”“区域性的卫所研究”“清代卫所的演变”等进行评述。从学术史的书写方式而言，专题列举式展开是其中一种模式。其实，学术研究持续探讨和议题深化，离不开其所处的学术大环境，学术思潮或社会思潮、中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不同学科的借鉴程度以及新史料的发现与公布，都会影响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史回顾作用还展现一个学术命题如何从一粒种子长成为一棵大树的过程。有树必有年轮，因此以历时性维度由表及里剖析学术命题的传承和延展，也是一种学术史的书写模式，而在其中也隐含着总结和反思，乃至于批判性重构。在前人已有学术总结的基础上，本书为了比较明确定位重点，将以“学术年轮”的方式对以往学术成果进行回顾。

　　（一）从边疆史地到制度研究肇始

　　20世纪初，卫所研究获得开端，这与近代中国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起因于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辽东半岛及南满铁路租借权，为了解东北历史与地理，1908年，任满铁社长的后藤新平委托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在东京满铁分社设置“满铁地理历史调査部”，他们1913年刊行了《满洲地理历史调查报告》。后来调查部撤销后，东京大学文学部继续进行满洲历史地理调查研究，一个特殊的课题——“满洲学”由此形成，并直接促成了日本东洋史的繁荣。在这个群体中，东京大学东洋史科的骨干如稻叶岩吉（君山）、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均参与其中，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进行考证。东北史地研究离不开对明代卫所建制的分析。1914年，箭内亘对东北地区奴儿干都司属卫——兀良哈三卫的考证，后来由和田清继续研究，鸳渊一、园田一龟、旗田巍等人则研究建州三卫，稻叶岩吉辨析了辽东铁岭卫位置和地点°，后来鸟居龙藏还对奴儿干都司进行了考察与研究。

　　面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感到压力，如黑白学会（日本学者）谓：“研深察几，几于东北之一草一木，靡不洞识，搜藏宏富，著述浩繁，国人视之，瞳乎其后矣。”出于爱国热情，不少知名学者也积极从事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相继推出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等重要著述。其中，孟森先生最早在卫所制度上开始相应研究，对建州卫进行了考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震惊于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开始反思国家对边疆治理政策之缺陷和措施之失当。面对日本抛出的“‘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日本学者数十年来对中国边疆地区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学理的缺失。历史地理为实证之学，也是忧患之学。明清以来，每逢边地危机之时，舆地之学即勃兴。1934年2月，《禹贡》半月刊创办，顾颉刚在发刊词中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我们原有的……《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地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在此号召之下，《禹贡》学人以沿革地理重构边疆认识，其中张维华等人集中以辽东诸卫为对象，考证设置年代及地点。也有学者对西北卫所进行了考证。

　　《禹贡》半月刊的重要人物——谭其骧没有参与到东北卫所的具体考证研究中，但他着眼于历史地理中的政区划分，以《明史·地理志》全面论述明代都司卫所的制度特质。他在1935年发表的《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中说：“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军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他将实土卫所视为地方行政区划，为后来的卫所制度研究另辟蹊径。

　　20世纪30年代，经过学界对“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的批评与反思，“新史学”也由务虚转为求实，由“树大旗、喊口号”回归学术本位，其中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实践尤为突出。对于卫所研究而言，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研究是吴晗等人的成果。1934年5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一群年轻史学家组成“史学研究会”，成员有吴晗、梁方仲、汤象龙、夏鼐、罗尔纲、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他们的目标是改变旧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认为产生完整的历史著作，必须从专题入手分工研究，因此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改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集刊》）与史学研究会出版创办的天津《益世报·史学》和《中央日报·史学》两个双周副刊为阵地发表论文，在兵制、赋役制度、关税、盐政、厘金等方面有卓越贡献。

　　吴晗因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引人注目，他利用当时尚未刊行的史料——藏于北平图书馆善本库的《明实录》抄本以及朝鲜的《李朝实录》，对明史中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卫所制度。1936年，他发表了《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主要内容是考察军户来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分析明代军卫法以及军兵逃亡、卫所制度兴衰的原因。1937年，他又发表了《明代的军兵》，梳理了明代卫所军户、军电制、勾军、清军及募兵制的发展情况，阐述了明代“军”与“兵”的关系，同时结合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了京军与卫军的废弛、募兵的兴起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吴晗的研究虽然还是概论性的，但相较于边疆史地的考证性研究，涉及了军屯、军户、边防政策、边镇经济以及军事与财政等制度性问题，指明了研究方向，也开启了后人的思路。

　　解毓才的《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稍晚于吴晗，该文全面阐述卫所制度，即从卫所成立在历史上的意义、卫所编制、卫所类别、卫所军饷的来源、卫所的衰落五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卫所的制度渊源、组织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说明，特别是将卫所制度与元代禁卫军制联系，使研究推向一个较长的历史维度。与吴晗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解文立足于制度本身的解读，以说明明承元制的渊源。除此之外，解文着眼于卫所制度和公权力的关系，旨在说明卫所维系着公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此时，日本学界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明史研究，以清水泰次的成绩最著。川越泰博后来说，“战前几乎等于清水泰次一人开拓了明代研究的各个领域”。清水泰次的主要切入点在于社会经济史，他致力于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特别将军屯视为土地制度的重要环节，由此延伸到与卫所有密切关系的军屯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清水泰次的土地制度研究很早受到中国学界注意，比如1929年天津《益世报》的学术周刊就翻译了他的《明初开垦与庄田发生》，此后他的军屯研究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在其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卫所屯田、屯垦制度的研究，比如万国鼎撰写了《明代屯田考》，孙媛贞发表了《明代屯田制度研究》，将屯田区分为军屯、民屯、商屯，并且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王崇武先生对屯田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制度梳理。日本学者对明代兵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山崎清一的《明代兵制の研究》以制度为中心，提纲挈领地对整个军制进行分门别类地说明，勾勒了军制的演变轮廓。铃木正则对明代士兵来源有所涉猎。

　　值得注意的是，辅仁大学的张鸿翔和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厘等人开始注意到《武职选簿》，利用选簿中的资料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君约则注意明清卫所沿袭关系，如对清代卫所沿革的梳理最早也较为全面，该文利用清代会典资料，参酌其他文献，大体勾画了清代各卫所的演变轨迹，并对清代卫所归并的形式作初步归纳。

　　……

　　宫凌海（1987- ），安徽马鞍山人，201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获中国史博士学位。2015-2017年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任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与经济史。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本书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初步厘清了明清温州地区卫所体制的变迁过程，揭示卫所制度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实际运作情形以及对于地方社会的意义。概以言之，卫所制度对于滨海地域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有明一代，卫所制度在地方社会中充当着一种“制度资源”的角色；进入清代，卫所体制作为“制度遗产”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伴随着历史车轮的行进，“卫所”逐渐积淀成卫城人群的“共同记忆”。卫所体制在东南沿海的推行，不仅确立了王朝国家在滨海地域的统治秩序，同时带给了区域开放新的发展动力，改变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节奏。

序章

第一章 明初温州卫所体系与地方控制

第一节 宋元滨海豪民与地方秩序

第二节 温州卫设置与地方戡乱

第三节 海氛不宁与建立备倭卫所

第四节 海防体系与海洋控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明代中后期温州卫所体制的地方转化

第一节 卫所军户的初步地方化

第二节 府县官员干预卫所事务

第三节 卫所制度颓坏与地方军事化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清代裁撤卫所与地方格局

第一节 温州卫所的裁撤、调整与保留

第二节 卫城人群生计的多元拓展

第三节 金乡卫宗族社会的形成

第四节 蒲门所非军户家族的权力建构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卫城的文化塑造与地方认同

第一节 地方教育的文化网络

第二节 卫所志书的文化标识

第三节 卫城信仰的文化合成

本章小结

结章

参考文献

本书后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