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结果证明，斯大林的指示对于毛泽东的命运产生了好坏参半的影响，尽管它们最终还是有利于毛泽东的。据王明所言，斯大林鉴于毛泽东此时的地位，认为他应该被确立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斯大林好像也敦促党内接受过苏联教育的领导人（即留苏学生）帮助毛泽东改掉“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病，克服“缺乏国际主义观点”的不足，转变“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对于这种指责不可能心悦诚服，因为他此前刚刚作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正努力提升自己作为理论家的名望。
然而，其他的指示都有利于毛泽东。其中一条指示的大意是张闻天不适合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从1935年1月起，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张闻天显然受到了莫斯科的猜忌，因为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曾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张闻天绝不准备让位于人，而留苏学生的团结也开始消逝，因为王明为了自己得到总书记的位置而挑拨张闻天、博古互相争斗。毛泽东的势力则因为斯大林的另一条指示而进一步增强，这条指示建议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共应尽可能自立，并不再受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限制。尽管斯大林轻视毛泽东的理论才能，但莫斯科指示的整体影响还是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已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留苏学生的团结被打破，而党走向独立的运动也为斯大林这样的权威所认可。
斯大林三点指示的全部内涵不可能一夜之间显现，当然，王明也根本不会将权力让与毛泽东。王明回国后不久，政治局召开长会听取他的报告，莫斯科（和他自己）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建立紧密的统一战线方面更快取得进展。毛泽东当时好像一言未发，但在11月重要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向王明及其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王明一伙人已成为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与国民党的合作过于热情。毛泽东声称中共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为王明那种合作极易导致党内的颠覆活动。此处，我们并不关心争论的细节，一项最新的研究已做出总结：与毛泽东支持的路线相比，王明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是‘妥协主义，的政策，并且着眼于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两人的斗争在12月再度燃起，这时政治局为检讨党的总路线又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据张国焘所言，王明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一份政治局成员的新名单，这份名单完全出自王明一人之手，其中张闻天被降到第七位。毛泽东对王明预先未与他商议此事十分恼火，但在王明保证他无意“谋取帅印”之后，毛泽东又赞同了王明的提议。王明的策略成功地将毛泽东置于防御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王明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甚至连朱德、周恩来等人也都支持他对待国民党的“调和主义”政策。王明返回中国确实对“中共暂时的右转”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王明及留苏学生在领导层中的地位。
12月13日的政治局决议进一步增强了王明的势力，这份决议宣布将在“不久可能的时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的大会将成为重组党的领导层，尤其是撤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集团的合适平台。毛泽东此时极易受到攻击，因为遵义会议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张国焘和王明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就仓促地安排了工作，会议是在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更不用说未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似乎注定要引起毛主义者和留苏学生的“一决雌雄”。“中心任务”将是决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佳方式。此外，大会还将对自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做出“基本总结”。班国瑞（Gregor Benton）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总结道：王明返回延安后，他“对毛泽东的政治猛攻和他在党内的傲慢行为，都意味着又增添了一位争夺领导权的不容置疑的人物”。显然，尽快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有利于王明，不利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可能还难以承受王明及留苏学生全力以赴的攻击。
……
作者简介：
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Wylie，1941-），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师从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来中国访学。
主要著作：《中国：农民革命》（1972）、《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1980）、《命运与共：美日关系》（合编）（1989）。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该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瞿秋白到陈伯达，再到毛泽东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本书还通过描述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毛泽东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目录：
第一章 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陈伯达：成长时期
第二章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
民族主义与“民族形式”
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毛泽东的崛起
毛泽东探寻“正确”理论
毛泽东、陈伯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章 走向“毛泽东神话”（1937-1938）
毛泽东的“中国化”哲学
陈伯达在毛派阵营中的崛起
毛泽东、陈伯达与“毛泽东神话”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陈伯达与中国文化的“中国化”
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伯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陈伯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六章 挑战与回应（1940-1941）
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叶青攻击毛泽东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
整风运动的前奏
第七章 毛派的整党（1942）
毛泽东在党内的支配地位
整风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崇拜的出现
第八章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3）
国民党的思想进攻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
陈伯达批判《中国之命运》
第九章 中共党史的重构（1943-1944）
学习党史运动
陈伯达和毛泽东神话
毛泽东早年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 胜利的大会（1945）
陈伯达与党史决议
领袖化身圣人
第十一章 结论与后记
结论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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