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丛书003：生物安全情报

我在这里有三个目标：第一，我将展示情报对于决策者、情报分析师、调查人员、其他管理生物威胁和生物风险的人员可以发挥的作用。我特别阐述了良好的情报支持对预防、瓦解、减少、遏制此类威胁的重要性。第二，我将对整本书使用的关键术语加以定义，比如“生物安全”（biosecurity）、“生物恐怖主义”（bioterrorism）和“生物威胁”（bio-threats）。鉴于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领域的多样性，学者和从业人员对各种术语定义的解读存在分歧，包括“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一些研究人员试图解决这些术语定义上的困难（Koblentz, 2010; Rappert and Gould, 2009: 1–19; Lakoff and Collier, 2008）。我将以他们的工作为基础，为生物安全和其他术语做出定义。第三，我将概述本书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后续章节的纲要。但是在讨论以上三个目标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本书与诸多更广泛的生物安全文献之间的关系。

自“9·11”事件以来，决策者和公众越来越关注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其他生物安全威胁。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先事项是防止出现恐怖分子发动的生物攻击场景（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极大）——例如，在一个主要城市中心使用一种高致病性的武器化物质，比如炭疽（Koblentz, 2009: 200–227; Rosenau, 2001; Tenet, 2007）。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事件（Amerithrax）表明，政策制定者有理由对这种生物威胁场景感到担忧（Walsh, 2011）。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传递方式（通过邮件）并不是一些人所预想的高度复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平台。然而，这次袭击事件表明了技术和科学经验在实现生物攻击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无论其传递方式或影响如何。

美国炭疽邮件事件的第一次袭击（“9·11”事件之后仅一周）和第二次袭击（2001年10月）都促使许多决策者和情报机构重新认识生物威胁的性质及其影响。然而，对美国炭疽邮件事件的调查表明，策划这样的袭击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大量的隐性知识和技术知识——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互联网下载制造生物炸弹的“配方”（Walsh, 2014; Vogel, 2013）。

这次袭击表明，即使一个在炭疽领域工作了二十年的微生物学家，也很难将细菌制成高度可武器化的形式（Walsh, 2014）。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炭疽邮件事件为我们评估威胁行为者及其使用生物物质的能力——尤其是在恐怖主义行为中——提供了更多的见解。然而，另一方面，越发清楚的是，尽管过去有过一些尝试，但大多数恐怖组织都没有能力从互联网下载制造和武器化炭疽的“配方”（Rosenau, 2001; Tenet, 2007; Walsh, 2014）。

尽管将一种危险的病原体武器化在技术和物流方面存在着困难，但美国炭疽邮件事件对于提高我们在“9·11”事件之后对一些尚不清楚的有关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其他重要方面的认识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包括：情报的作用；调查所面临的挑战；多机构合作（特别是国家安全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之间）；技术在驱动新兴的生物威胁中发挥的作用。

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Crawford, 2007; McNeil, 1998）。生物武器（包括国家资助的和来自恐怖主义的）的现代历史始于20世纪，当时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技术和微生物学都有十足的进步。然而，从国际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生物威胁格局的这些变化（Koblentz, 2009, 2010; Geissler and van Courtland Moon, 1999; Tucker, 2000）已经被充分地进行了探究。

本书认可并简要回顾了冷战前的生物威胁格局（见第一章），但主要焦点则是对“9·11”事件之后生物安全环境的分析，特别是，本书试图专门从情报角度聚焦下文列出的四个关键目标，从而对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文献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9·11”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一些政府报告都重点关注情报在管理生物安全威胁方面的作用（Koblentz, 2009; Vogel, 2008; SSCI, 2004; Butler, 2004; Silberman and Robb, 2005; NRC, 2006）。然而，这些文献对情报自身的问题给予了较少的关注，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生物安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其他方面。例如，国际安全问题；生物恐怖主义；后“9·11”时代生物安全决策；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的情报失误。这些文献并没有详细地研究情报的作用——无论是作为一种在生物威胁背景下生产的支持决策的产品的过程系统，还是作为一套组织和部门运作框架，情报功能在其中可以发挥作用，以提供战略、战役和战术决策支持。

我从后“9·11”时代情报改革研究的最新理论视角出发（Walsh, 2011），将对后“9·11”时代生物安全、生物恐怖主义文献中缺失的情报流程和功能所面临的机遇及其局限性提供更深入的、宏观的理解。重点将是广泛的——跨越生物威胁范围，包括生物犯罪和生物恐怖主义问题。

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F. Walsh），生物安全与情报研究领域专家。2013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86、1996年毕业于昆士兰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社会科学硕士学位。曾任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机构和执法机构资深情报分析师，澳大利亚职业情报官学会副会长。现为查尔斯特大学澳大利亚警务与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副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杰出访问学者，英国《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编委，国际情报教育协会会员，国际研究协会情报学分会会员，美国前情报官员协会会员。2005年，应邀到中国杭州参加公安部举办的全球首届“情报信息主导警务”国际论坛，并发表题为《澳大利亚情报主导警务趋势》的主题演讲。现居澳大利亚悉尼。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生物恐怖主义、警务情报、战略情报、情报改革。著有《情报与情报分析》（2011年）等作品。

《生物安全情报》是“国际安全研究丛书”的第三部作品（前两部为《全球安全文化》《国家安全情报》），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前有关生物安全领域教科书式的研究作品，是一本情报从业者、情报研究专业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作者帕特里克·沃尔什教授阐述了生物技术、生物合成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在“9·11”事件、美国炭疽邮件事件之后的开发、利用、改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兴威胁与风险（比如，实验室生物制剂被盗或泄露，生物犯罪，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武器），考察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五眼联盟”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运用情报作为“雷达”在预判威胁、预防风险、遏制疫情中发挥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府机构、国家安全与执法机构、科学界、医学界如何开展更具战略性与系统性的合作。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当前中国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文版序

前    言

第一章  生物安全威胁环境

第二章  情报任务分配与协调

第三章  情报搜集

第四章  情报分析

第五章  情报治理

第六章  情报与利益攸关者

第七章  监督和问责

结    语

致    谢

缩略词表

参考文献

译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