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或免疫：心理学实证研究社会影响

好人是如何变坏的

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一场音乐会结束时，前排的粉丝们起立鼓掌。接着，紧邻粉丝后面赞赏的观众也起立鼓掌。现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后面较冷静的观众，他们也自发地从舒适的座椅上站起来，礼节性地鼓掌喝彩。可是，你还想坐着（“这场音乐会很一般啊”）。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席卷全场时，你还会独自坐着吗？要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并不容易。除非你真的非常不喜欢刚才听到的音乐，不然你很可能会随着人群起立，至少暂时应付一下。

从众（conformity）的研究者们构建了微型的社会情境，即实验室微观文化，从而简化并模拟我们日常生活中社会影响的重要特征。让我们先来思考两个经典的系列实验。每一系列的实验都提供了研究从众的一种方法以及某些惊人的结果。

阿施的从众研究

阿施（Asch,1907—1996）回忆起他少年时代参加传统的犹太教逾越节家宴的情形：

我问坐在身旁的叔叔为什么要开着门。他回答：“先知以利亚今晚会造访每个犹太家庭，从特意为他准备的杯子里呷一口葡萄酒。”

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又问：“他真的会来吗？他真的会呷一口酒吗？”

叔叔说：“如果你仔细地盯着，当门被推开时，你会看到——你注意杯子——你真的会看到酒少了一些。”

果然如此。我的眼睛盯着葡萄酒杯，下决心看看是否有变化。对我来说好像……酒杯边缘确实发生了变化，酒真的少了一点点儿。

数年以后，社会心理学家阿施在实验室里重演了孩提时代的这段经历。假设你参加阿施的实验，坐在一排7个人的第6个位置。实验者告诉你这是一个知觉判断实验，然后要求你判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等长。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线段2。所以，当你前面5个人都说“线段2”时，你丝毫不感到奇怪。

下一次的比较同样简单，你觉得这是个简单的测试。但第三次判断却令你大吃一惊。尽管正确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第一个人答错了。当第二个人也给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时，你在椅子上坐直了，使劲盯着卡片。第三个人也同意前面两人的回答。你目瞪口呆，浑身开始冒汗。“怎么回事？”你问自己，“是他们瞎了，还是我瞎了？”第四、第五个人也同意前面几个人的回答。接着，实验者看着你。现在，你面临着认识论上的两难困境：“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是同伴告诉我的正确呢，还是我的眼睛告诉我的正确呢？”

很多大学生在阿施的实验中都体验到这种冲突。控制组的大学生单独回答时正确率超过99%。阿施想知道：如果经过研究者训练的研究助手给出一致的错误答案，那么受其影响的大学生是否会给出违心的错误答案呢？尽管有些人从来不从众，但四分之三的人至少有过一次从众行为。总共有37%的回答是从众的（或者应该说“相信他人”）。

当然，这也意味着63%的回答没有从众。霍奇斯和盖耶注意到，这些实验表明“即使其他人不说实话，大多数人仍会说实话”。尽管很多参与者表现出独立精神，但阿施对从众的态度就像其研究所问问题的答案一样清楚：“看上去聪明善良的年轻人却愿意颠倒黑白，这的确令人担忧。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的教育体制以及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

阿施的实验是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这一年代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高度从众的时期。果然，到了个人主义浓厚的20世纪70和80年代，只有较少的学生会在类似于阿施实验的研究中遵从群体的判断。此外，集体主义国家的人比个人主义国家的人更愿意从众，在边境州定居的新移民比非边境州的人更不从众，女性比男性更从众。随着近期个人主义文化和男性主义提倡自我的自主性，而悠久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女性主义鼓励融入群体，如果说文化和性别塑造了从众行为，那么以上的研究结论正是你所预期的结果。然而，甚至精通互联网的现代公民也不能免受从众的影响。罗桑德和埃里克松向互联网用户询问诸如“在哪个城市你能找到好莱坞？”之类的问题，同时还有一张大多数互联网用户认为某处是“旧金山”（其实是洛杉矶）的地图。53%的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同意了“大多数人”的错误答案——虽然低于20世纪50年代阿施的线段实验中75%的从众比例，但从众人数仍然占多数。

阿施的实验程序成为后来许多实验的范式。虽然这些实验缺乏日常从众的“现世实在论”，但具有“实验现实主义”。在这种实验经历中人们变得情绪化。阿施的研究结果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参与者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从众压力——既无“团队合作”的奖励，也无针对个性化的惩罚。

还有一些实验探索了日常情境中的从众。从花样滑冰到足球，很多运动都需要裁判在观众的嘈杂声中瞬间做出判定。当对方选手貌似犯规时，观众的喧闹声会增大。在对滑冰表演进行评分，或者判断是否对身体碰撞的足球运动员出示黄牌时，观众的喧闹声是否会对裁判造成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昂科巴克和美墨尔特调查了德国足球联赛五个赛季的1530场比赛。主场球队平均每场比赛收到1.89张黄牌，客场球队则是2.35张黄牌。此外，在球场和球迷之间没有跑道间隔的更为吵闹的体育场，主场和客场球队的这种差异会更大。在实验室实验中，专业裁判在对犯规场景的录像进行判断时，如果现场伴有响亮的噪音，他们会出示更多黄牌。

如果在这样小的压力下人们就出现从众行为，那么当他们受到直接强迫时会有多顺从呢？能强迫普通公民做出残忍的行为吗？可能你认为不能：他们的人道主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会使他们抗拒这种压力。此外，这些实验中轻松的口头表态与实际伤害他人的行为还相距遥远，我们决不会屈服于胁迫而伤害他人。我们真的不会吗？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很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

……

戴维·迈尔斯

1942年生，美国密歇根霍普学院（HopeCollege）心理学教授，是知名的心理学家。迈尔斯著述颇丰，已出版17部著作，包括经典畅销教科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纲要》等。迈尔斯在30多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包括《科学》《美国科学家》《美国心理学家》和《心理科学》等。他还致力于把心理学知识介绍给普通读者，在近50种科学杂志上撰写专栏，包括《今日教育》和《科学美国人》等。由于迈尔斯在研究和写作上的突出贡献，他曾获得众多奖项，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的“高尔顿·奥尔波特”奖、美国脑和行为联合会的“杰出科学家”奖、美国人格及社会心理学分会的杰出服务奖以及2011年美国科学院的总统奖，等等。

琼·特韦奇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凯斯西储大学完成了社会心理学的博士后研究。现在是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已发表120余篇科学论文，主题涉及代际差异、文化变迁、社会排斥、性别角色、自尊以及自恋等。她的研究曾被《时代》《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等报道过。她在多个网站和杂志上为普通读者撰写文章，其中《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全美杂志奖的提名。她经常向大学教职工、军人、夏令营负责人和企业高管讲授代际差异问题。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人们不断向我们揭示人是社会性动物。但这种哲学式的指引无助于缓解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实证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为我们刻画出社会性动物的细节。

戴维·迈尔斯和琼·特韦奇的ExploringSocialPsychology以“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为主题，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近百年来社会心理科学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大部头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将每个有趣的主题组织成多个10000字左右的模块，以符合人们长时注意的习惯时长，获得阅读的“完成感”。为了更加方便读者携带和阅读，我们在保留模块化编写优点的同时，在新版的改编中将500多页的原书按上述三个主题拆分为三个小本。

本书《改变或免疫：心理学实证研究社会影响》，便来自ExploringSocialPsychology的第三编——“社会影响”。迈尔斯和特韦奇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例如基因、文化、性别、从众、服从、说服等，同时也给出了抵御不良影响、坚守自身价值观的方法。在最后一个模块中，他们还亲自展开说服，呼吁人们关注气候问题，倡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全篇逻辑严谨、用语清晰、言必有据，与市面上处理这些主题的常见写作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它或许不能解决您的所有困惑，但不论您是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专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本书都能为您带来惊喜。

1　人类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样性　1

演化与行为　2

文化与行为　6

文化多样性 7

文化相似性 13

2　性别、基因与文化　17

性别与基因　18

性别差异性　20

独立性与联系性 21

社会支配性 26

攻击 29

性特征 31

演化与性别 ：与生俱来的行为　34

性别与择偶偏好 35

对演化心理学的反思　38

性别与激素 40

文化与性别　41

与文化和时代俱变的性别角色 42

结语 ：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　44

3　好人是如何变坏的　47

阿施的从众研究　48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　53

导致服从的因素 59

机构的权威性 63

对经典研究的反思　65

行为和态度 66

社会规范的力量 68

4　说服的两条路径　735　教化与免疫　99 

6　纯粹他人在场　109 

7　人多使责任减轻　121

8　人多敢行动　129

9　群体如何强化我们的决策　139

10　人的力量　167 

11　社会心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185

参考文献索引　221

参考文献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