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016年第2辑（总第83辑） 中信出版社

　　开篇是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 拉詹的一篇短文“结构性改革为何如此困难”。拉詹鲜明地指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困难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很显然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即改变约束市场行为的制度和监管架构。”他还简要分析了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困难，主要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成本是直接的但收益通常是间接的，而且成本和收益往往分属不同的人群。以此观照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由于这样的改革并不易于推行，所以更应当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

　　政府职能改革方向应当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即提供公共品，维护竞争市场，而不能去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本辑《比较》特意选取了四篇有关医保改革的文章，供读者探讨政府职能改革时参考。“后来居上：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文，主要介绍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其成就。2003 年土耳其推行了名为“医疗转型计划”的改革，主要举措包括：重组卫生部，加强其管理职能；医疗保健的提供和筹资相分离，以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使用；建立全民健康保险，把原有的保险项目合并到社会保险机构之下；改革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给予公立医院更多自主性；引入家庭医学模式，整合基础医疗服务和住院医疗服务，建立高效的推荐体系。这项改革改变了原来多部门管理和社会保险体系碎片化的医疗体制，显著改善了土耳其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认可。作者认为，土耳其的经验可以提供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功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筹资，二是要设计恰当的激励机制，三是要迅速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有力执行。

　　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等人的文章比较分析了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瑞士、荷兰和法国七个经济体的医保筹资模式，包括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和筹资方式。从他们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各国各地区的医疗保险体制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共性，比如都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和路径依赖，参保者一般按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缴纳不同的保费，退休人员也普遍要缴纳医保费用，医疗服务提供方呈现明显的多样化、竞争性特征，社会医疗保险也体现了社会自我管理的特征等。

　　目前我国已基本达成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但是也面临着可持续运行的问题。世界健康创新峰会的专题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给政策制定者的建议》主要讨论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来实现可持续的“全民健康覆盖”，因为这是“一个复杂、高成本并且对政治非常敏感的过程”。报告围绕着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制定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关键政策问题展开讨论，这三个问题是：覆盖哪些人群；覆盖的卫生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服务质量如何；公民在获得卫生服务的同时，还将得到何种程度的财务保护。报告指出，在制度设计上既要考虑公平，又要确保卫生系统的韧性，能够应对灾难性的危机和紧急事件，同时还要确保财务上长期可持续。报告还着重讨论了全民健康覆盖的融资机制以及支付机制，主张采用强制性的融资机制，支付机制则可有多种选择，比如按服务项目收费、捆绑支付、按人头收费、按绩效收费等。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医保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健康的共同责任：全球统一的卫生筹资框架》结合全球卫生体制面临的新挑战，从国家卫生系统的国内融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联合融资以及为国内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外部融资的角度，讨论了各国卫生体制和全球卫生公共品的融资问题。报告指出，医疗卫生体制的融资机制应当从个人自付转向强制预付资金池机制，强制预付机制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是税收，为此要调整税收和补贴结构，改善税收管理和税收合规，避免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了让卫生资金得到有效利用，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要高度关注卫生体系的效率问题。报告就此提出一系列提高效率、强化问责的措施，包括：寻求最优的付费机制组合，无论是按人头付费还是按病种和服务付费，每种机制都有优缺点，应根据国民需求寻求最优的机制组合，对医疗服务提供方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要改进医疗服务优先顺序设定，将有限资源按合理的优先顺序加以利用，以公平、有效的方式在不同服务和不同群体间分配；应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上寻求强化问责制度，将所有参与方都纳入问责制度关系网，明晰各方“对什么负责、对谁负责、如何负责”。

　　“前沿”栏目下的“政府的人力资源经济学”一文，旨在分析履行政府职责的个人如何影响一国的公共治理水平，三位作者弗雷德里克·菲南、本杰明·奥尔肯和罗西尼·潘德分别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们以不同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报酬和福利差异为切入点，利用32个国家现场实验调查所得的数据，来分析公共部门的选拔和招聘、激励以及监督。分析发现，公共部门治理不力并不能归结为公共雇员的慵懒或者腐败，公共部门糟糕的制度架构或许才是决定性因素。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哈佛大学施莱弗教授等人的文章“程序形式主义和法院的效率”一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了109个样本国家在两个具体案件（驱逐不付房租的承租人和追索空头支票）上的解决方式，并以此对法律程序进行分析。通过编码并进行回归分析，作者发现，程序形式主义并不像原本设想的那样，比邻里模式更能保证公平公正，反而导致了极高的成本和无谓的拖延。由此，回归结果给我们一个启示，“司法改革的一个具体策略是减少程序形式主义，至少是就简单纠纷案件来说”。

　　个体网络借贷（P2P ）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一支重要力量，e租宝等事件充分表明，个体网贷的风险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等人的文章，为了深入分析P2P业务的风险因素，搜集了3439家P2P平台的信息，其中包括1073家问题平台。通过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生存曲线和参数方法进行久期回归，获得了一系列相对稳健的结果：信息缺失严重、建立时间短、交易利率区间窄、出现极端利率水平、业务种类少和承诺保本保息等的平台风险相对较大，预期寿命也较短。这些结果使人们对最近刚刚公布的监管框架提出了一些反思，也为如何监管P2P提供了新的思路。

　　“反思货币和信贷创造”一文是余永定教授为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新书《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所写的序言。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金融密集度、债务扩张和信贷创造、债务和通货紧缩等角度，剖析了书中提出的观点。他指出：“《债务和魔鬼》不仅可以帮助经济学者对被奉为圭臬的一系列经济学教条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找到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学难题的灵感。”

　　“从攫取到共容：一个新的金融改革分析框架”一文选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等人的同名著作。作者指出，金融过度发展，会与实体经济竞争人力和资源，产生“脱实向虚”效应，使人才和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部门，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构建一个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共容的高效率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逻辑起点。

　　2015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产业政策要准”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我们特意选取了两篇论述产业政策的文章，也许可以为实施“准”的产业政策提供启发。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文章“产业政策和竞争”以中国为背景，讨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增长。作者们使用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关税等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的产业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旨在维持或者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比如引导企业进入或者鼓励新企业发展），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初始竞争更为激烈的部门实施补贴和免税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的表现，而实施（低息）贷款和关税补贴这样的产业政策，则不能改善企业的表现。作者们还指出，为了使产业内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施加的影响最小化，应以更分散、更有利于竞争的方式实施扶持型产业政策。詹姆斯·罗宾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不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说明产业政策可以是社会所需要的，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与任何对社会有益的政策一样，产业政策也受制于具体社会的政治均衡特征，比如哪些利益团体能被动员，关系到怎样的利益，处于怎样的政治体制环境中。在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即使能推出产业政策，也未必会采取理想的形式。因此，仅仅提出好的产业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些好建议如何能被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自愿采纳。

　　在一国经济实现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然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却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在“过早去工业化”一文中，罗德里克利用三个工业化测量指标——制造业就业占比、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的去工业化格局，并根据这些指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他进一步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现象的成因，其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罗德里克认为，过早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它踢走了经济借以快速上升的“梯子”，还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后果。对尚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工业化仍然至关重要，罗德里克的分析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韦尔克尔克的文章“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包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就业保护法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改革对经济产出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以美国各州就业保护法的不同变化来研究就业保护法对劳动力流动、就业、雇员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渊源和政治动力机制。这些研究为全面认识就业保护法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书架”栏目是许成钢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的新书《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而作的书评。这篇书评从一般均衡和方法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动态变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等方面，分析并归纳了科尔奈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重要概念。许成钢认为，科尔奈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特点。

　　斯特凡·施莱歇和安德烈·马尔库等人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一文分析了欧盟现行排放交易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该体系的三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并评估了这三个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作者们还简要介绍了韩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排放交易体系，比较了它们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同特点。

　　比较之窗栏目是余晖等人的“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体制研究”一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国民医疗照顾制度、卫生服供给方的制度安排、卫生体系的行政管理体制、卫生资金的筹措和支付制度，并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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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经济学会（IEA）荣誉主席，北京乐平基金会发起理事，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吴敬琏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提出保持年均6.5 ％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而2016 年是新五年规划的首年度，为达此目标，重心还是要放在改革上。本辑《比较·2016年第2辑（总第83辑）》的主题是结构性改革，特别推出一组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比较文章。

结构性改革为何如此困难 拉古拉迈·拉詹

后来居上的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埃尼斯·巴瑞斯等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模式的国际比较 朱恒鹏 徐静婷

全民健康覆盖的政策建议 D·尼科尔森 R·耶茨 W·沃伯顿 G·丰塔纳

全球统一的卫生筹资框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医保工作组

政府的人力资源经济学 弗雷德里克·菲南 本杰明·奥尔肯 罗西尼·潘德

个人网络借贷及其监管框架的分析与思考 黄益平 沈艳 王靖一

程序形式主义和法院的效率 S·詹科夫 R·拉波塔 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A·施莱弗

反思货币和信贷创造 余永定

金融改革的新分析框架  赵昌文 朱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