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小丛书：画地为牢

 

　　你们该死，我们得救
　　
　　我在一个白人少数群体统治黑人多数群体的国家长大。在旧南罗得西亚，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极端的 ：前者对后者充满偏见，无知而傲慢。更重要的是，这些态度被认为是不会改变、不容置疑的，尽管轻瞥一眼历史他们（其中许多是受过教育的人）就能知道，他们的统治不可避免将走向终结，他们所确信的东西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这个白人少数群体中的任何成员都不能违背群体的意志，任何一个排斥这一点的人，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要么闭嘴，要么离开。在白人当权期间—整整 90 年，但这在历史长河中不值一提—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就是异端，就是叛徒。而且，这场独特游戏的规则要求，仅仅宣称“某人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我们握有真理”是不够的，必须要这样说 ：“某人邪恶、败坏、性关 系堕落”，如此等等。
　　1984 年，在英国矿工罢工示威开始的数月后，当示威正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也是更暴力的一个阶段，一位矿工的妻子在电视里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丈夫已经参与了几个月的罢工示威，现在他们毫无收入。尽管她的丈夫支持工会，认为确实应该罢工，但他认为阿瑟·斯卡吉尔[1]把这场示威带向了糟糕的境地。无论如何，他同一小伙儿工人返回了岗位。一帮子矿工打破了这对夫妻家的窗户，砸毁了家里的物什，还殴打了这个男人。女人说她知道是哪些人做了这事，她说，他们所在的小区本就联系密切。她能认出他们，他们是这一家人的朋友。她深感震惊，也十分困惑。她不愿相信，正直的挖矿伙计们会干出这档子事。她接着说，这帮男人中的一个曾在独自一人时跟她打过招呼，“就像他往常打招呼时那样”，但当他跟那帮人一起时，她对他而言似乎就是隐形的。
　　完全无法理解，她这么说道。但我认为—也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她不仅应该理解为何如此，还应该明白事情就是会走到这一步 ；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理解并明白这档子事，而且把我们从历史和社会律法中习得的这些东西嵌入我们的体制结构中去。
　　当然，有人会争论，这种人生观未免太过绝望。这就是说，比如，我们可能站在一个满是亲朋的房间里，同时知道其中十分之九的人在群体有要求的情况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正如发生过的那样，可能用石头打破我们的窗户。这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个紧密团结的社区中的一员，当你与整个社群的观念相左时，你很可能会被视作一个窝囊废、一个罪犯、一个恶人。这完全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几乎所有处于这种情境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然而，总会有一小部分人不这么做，在我看来，我们的未来、每个人的未来都扛在这一小部分人的肩膀上。我们应该思考教育儿童的方式，以扩大这少数群体的规模，而不是像我们目前通常在做的那样，让儿童敬畏集体。让人绝望？没错。但我们都明白，成长就是个艰
　　难又痛苦的过程，而我们在探讨的正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群体的成长。那些怀抱各种各样让人感到舒适的幻觉与观念的成人是幼稚不堪的，我们中那些将我们自身视为一个群体或者群体成员（聚居动物）的人也是如此。
　　现在我可以任意谈及“聚居动物”或“社会性动物”。将人类视作动物，并把我们的诸多行为溯及既往的动物行为，这种论调已经变得十分普通。大概在过去这三四十年间，人们默默地开启了这种思维的转变。有趣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一变革不断扩张并深入人心，但它从未从整体上获得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之肯定。大众不同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当接纳这个观点的学者在群体内部将之与专业人士、某些知识领域的专家分享时，后者也不喜欢它。
　　截然相反的事情却在被称为“软科学”的领域—心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等—悄然上演，我们正是在这些学科中获得了许多关于自身的奇妙发现。抹黑这些学科，管它们叫“失败”学科似乎是一种流行。当高校要缩减开支时，这些学科会是首批被淘汰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学科全都是关于新领域的研究，非常新，其中一些学科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学科共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审视我们自身、审视体制的态度—独立、好奇、充满耐心、倾向于调查，我认为这种态度在我们对抗自身的野蛮，对抗我们长久以来自视为群体性动物方面，是最具价值的东西。人们做了大量工作，也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大量实验，其中有些工作和实验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思考 ；而且装满了新品类的书籍的图书馆出现了，其所配置的书籍完全是新式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所得出的成果。
　　就像我在上一篇演讲里提到的，我们的后辈一定会深感惊讶，一方面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自身行为的信息，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未尝试利用这些信息来提升自己的生活。
　　可以拿我们目前对自身群体运作的了解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知道，群体中的个人更倾向于依照可预测的模式化方式来做出行动。尽管如此，当公民们聚集起来成立，比如说，一个保护独角兽的社团时，他们不会说 ：“我们将要建立的这个组织可能会朝着这样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前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并留心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是我们在控制社团而不是社团控制我们。”再举个例子，左派或许会觉得下面的话很有用 ：“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发现，像我们这样的团体是很容易分裂的，然后分裂形成的两个新团体相互敌对，各自的领袖彼此谩骂。如果我们能一直对这种令我们的组织不断分裂的内在动力保持注意，我们或许可以尽量避免落入教条。”提醒一下，仅是知道事情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满足不了我们的。据传，大概是在 1905 年，那些在伦敦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彼此说道 ：“我们要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要因为固守教条而刀剑相向，更不能彼此屠杀。”然而历史却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他们深陷权力之中无法自救，而这头权力的野兽正是他们放出来的。他们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如今，只要愿意使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境下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然而无论在何处，对于某一群体的人而言，这一伟大的成就却形同虚设。为什么？我以为，在这种情形下，绝非仅仅是因为老一辈的学者厌恶新的态度。我认为，这些人在无意识地寻找一些东西，他们没能找到，那就是确定性与教条，以及能够适用于任何情形的已被证实的秘诀。
　　人们喜欢确定性。更进一步，他们渴求确定性，他们寻觅确定性，以及终极真理。他们喜欢参与那种由真理与确定性塑造出来的革命运动，如果有异见分子和异教徒，那就更让人满足了，因为这种结构深植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英国正迅速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身处这一进程中我深感惶恐），矿工们的罢工运动只是让左派的倾倒与分裂态势更显山露水一些而已。长久以来，英国的左右之争其实一直维持着一种平衡，两派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这种平衡已经不存在。左派成了一大堆大小团体的集合，而这正是社会失序乃至革命的标准配置。
　　极端化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在大学里也是如此。我的一位朋友决定学习人类学，但她发现在大学里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课程（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倾向的课程）外，自己听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说，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些小“教堂”的集合，每个小教堂都有自己的条条框框，这我同意 ；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相同的态度取向。这些态度仍旧是无意识的。一些事情从未被讨论，甚至没人提起。人们呆坐数个小时、数天，讨论战争，但绝口不提战争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热爱战争，或者热爱打仗这个想法。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左派中，人们或许没完没了地听说或读到左派所处的困境，但从未听他们谈及其身陷囹圄的原因—人们感到害怕。苏联是一个残暴的政权，在那里，如果你是个异见分子，就可能被关入精神病院，因为你一定是疯了才会对国家不认同 ；在那里，统共有 2000 万人死于斯大林时期的屠戮行径。古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我可以接着数下去，但已经没这个必要了。但对于真正处于左派之中的人来说仍有必要。正如大型群众运动都会有的，左派里也有一些感情用事的所谓确定性，不容反驳，不被讨论。其中一个就是社会主义者在道德上优于非社会主义者。另一个确定性是资本主义者都是坏人，是社群里的蛀虫，残忍又腐败。还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天生就是向往和平的。再来一个，女人在天性上就比男人更热爱和平。历史并不是按这些确定性行进的。
　　然而，我并不只是在讨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也是在讨论信仰—信仰的结构。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被称作“信仰的时代”，然而，这并不是世界第一次被冠上这个头衔……先让我们回到矿工的罢工上去，很不幸的是，这个例子对我的主题陈述颇有用处。
　　罢工开始时，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话还是为了达成共识和协商谈判。数个月过去后，人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一开始，许多矿工仍坚持工作。罢工者们厌恶那些参与罢工但最终返岗上班的工人，却没有以相同的态度去憎恨这些坚持工作的工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模式。反对者始终不会比前盟友更令人讨厌。到了圣诞节，我们已经完全习惯看到两派人马的代表在电视上辩论这个问题了。根据官方的说法，工人应该对暴力行径、骚乱和社会失序负责 ；根据矿工们的说法，警察和拒不参加罢工的人才应该对这一切负责。任何一派都对另一派说不出一句好话，两派人都在说谎……摸着良心在说谎，到头来把行事方式给正义化了。大多数电视机前的观众知道两派人都错了，两方人马都对暴力行为负有责任，他们都在说谎，而且是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谎。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罢工、内乱、战争，在它们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悲剧，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每个社会中那些喜欢谋财害命的人终于逮住机会露出脸来。然而关键在于，在这些时刻，除了当局者，其他人都清楚事 态如何，在旁观者看来，当局者就像喝醉了酒，精神恍惚，或者失了心智。没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成了一场集体性精神失常的一部分，只要他们还身处其中，就不可能做出个人判断。
　　这些人的言语是由一整套的看法形塑而成的，而这些看法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举个例子，矿工们是如何谈论他们那些返工的同事的。（放在平常）你完全无法想到全是恶意谩骂，这些返工者被形容为强盗、人渣、污垢、垃圾、罪犯。这倒也能料到，但有趣的是这些谩骂许多都是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返工者们“背弃上帝”，他们应该重新“皈依上帝”，如是才能得到救赎 ；罢工者们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神圣权利”；当然，他们的罢工运动因为受难和牺牲而被神圣化。
　　政治运动与宗教运动具有相似性，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陈词滥调。现在我们都会谈论社会主义的“教会”，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那些宗教偏执狂别无二致。但我想到的是，这种讨论的方式已然成了不再思考的方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可以在完全不提及宗教史的情形下讨论政治偏执、极端主义、大众运动及其无止境的行动，除了以某些含糊的方式，比如“宗教与政治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差不多持续了 2000 年的一个最残暴的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在它面前，希特勒和斯大林不过是婴儿 ；年轻人因为不熟读历史，甚至不清楚它的存在。现代的残暴统治者并不是没有从教会那儿吸取经验，有些甚至是有意学习。大约是在“一战”期间，教会失掉了自己的权力，不再是影响我们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教会变得温和，它的工作定位已经与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分不开了，它被无限细化。尽管其中一些教派是极权式的，但对于教会而言，掌控整个社会，成为管理与思想的主宰者已不再可能，至少到昨天仍是如此。然而有数百年，整个欧洲都处于一个独裁者—基督教会—的统治之下，它不允许其他的思考方式存在，切断任何外部联系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从不犹豫以上帝的名义杀戮、清除、迫害、烧杀和折磨。将这一段历史牢记于心，不是为了保存关于往日独裁者的记忆，而是为了辨识当下的独裁者，因为这些模式仍存于我等心中。如果这些模式没有被我们放到心里，岂不怪哉？
　　我相信我们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模式，我们要熟识它们，当它们出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时要立马辨识出它们来。
　　把社会主义说成一种宗教形式，或者说现代共产主义者常常使用宗教用语，并不能对我们起到什么帮助作用，除非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找到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
　　基督教给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行为留下的一个比较容易被观察出来的遗产，便是宗派主义。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各派别彼此憎恨的程度超过对敌人的憎恨，甚至像对待敌人一样彼此攻讦 ；我们都知道，教条越是极端，攻击也就越极端。就好像基督徒们因为《圣经》里的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正确解释，花了好几个世纪彼此杀伐，现如今社会主义者各派别也在相互谩骂与审判。四处打探与摘掉异端，乃是他们首要关注的。
　　基督教思想结构的遗产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基督徒相信，一个人身处尘世苦难之中，这样一种状态是需要被拯救或者被“救赎”的。这种“救赎”终会到来，因为某个天命之人会愿意牺牲自己，将世间的罪恶都扛在自己肩上。未来一个绝对完满的国度终将到来，在那里没有折磨与苦难。在这个国度到来之前，存在一个过渡时期，人们需要好好准备、历经折磨。
　　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系统是邪恶的，资本主义者和商人充满恶意，从最好的方面来说，除非全面变革否则无路可逃，而这种全面变革一定是暴力的—一场需要鲜血与牺牲的革命。极端主义者和左右派的狂热信徒相信，这场变革将由一位领袖完成，我们应当向他致以全部的敬意。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转变发生后的一段时 期，会充斥调整、准备与阵痛—有失才有得—但是人民必须净化自身源自过去的错误。当这段净化时期过去后，绝对幸福与充盈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个时代是完全社会主义的，是完全共产主义的，罪恶不再留存于世。这便是基督教思想的结构，也是左派以及许多非左派政治团体的政治思想之结构，这些派别和团体完全相信暴力与极端变革，因为所有的异端分子和邪恶之人必然要走入坟墓或者接受“再教育”。
　　当我还年轻时，也曾有段时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一种转变，十分突然而又全面的转变。（尽管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其实共产主义是我体内的一株胚芽，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主要是因为我不满于老旧的、白人主导的非洲所呈现出的压抑、不公的社会。但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另外一点 ：我们那个群体人数最多时是 40 人。没有谁是变态或怪胎。我们全是社会里的正常人，或者说曾经是正常人，因为彼时在打仗，我们中有些人是难民。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很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有活力，懂得更多。在大概两年的时段里，这个群体保持完整，之后才分崩离析、彻底消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某些公理或信仰之事视作完全不可置疑的东西，比如我们会相信，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很可能是 10 年后—战争会结束，世界会回归正常，每个人都会承认共产主义的美好，整个世界会是共产主义者的世界，没有犯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在这儿，我不得不指出，并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性平权运动率先开始对性别歧视的批判。）我们相信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在和谐、爱、富足与和平之中，直到 永远。
　　这简直就是在发疯。然而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像我们这样的群体在各个角落存续下来，有些时候这些群体就依靠自己的信念过活，憎恨、迫害、谩骂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程，我想着自己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往昔的模式就深深地存续于我们的身体里面，对一个社会的批判以及想要改变它的欲望很轻易地就落入这样的模式中。
　　我相信，我们受到某种极为强大和原始的力量的支配，而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迈出应对这种力量的第一步。研究这种力量，没错，一百多所大学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但将之运用于实践—绝没有。
　　最近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我照例跟她打了招呼：“你过得怎么样？”“太可怕了，”她说，“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最小的女儿 18 岁了，完全变了个模样。你知道的，我们家一向幸福美满，恐怕是我想得太理所当然了，一切都变了。”
　　我当时就想 ：“啊，可怜的安妮肯定是受了革命政治的影响，一定是这样。”但我那位朋友接着说：“你知道的，安妮一直就有信仰宗教的倾向，对那些玩意儿怀有兴趣，但现在她成了一个‘再世基督’。她变得太快了，住在家里却几乎不再与家人交流，她特别恨我。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新结交的朋友们身上，她觉得那些朋友无与伦比，甚至把他们视作圣人。我觉得这些人都十分普通，没什么可谈的，其中一两人明显疯癫了。但他们得救了，你明白吧。我们没有。我们注定要领受地狱之火，而他们可以升上天堂。他们有个领导，我认为这个领导不过是个贪恋权力的人，但安妮看不出来，她还觉着这人是个什么圣人。当我问她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这么对待她的家人，把我们视若尘土，她说耶稣曾这样同母亲说 ：‘女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好呵，我们这就回到了一模一样的模式中。
　　我这位朋友当然清楚，她的女儿会“长大的”， 就好像当年我给我的父母上演一模一样的“你们该死，我和我的朋友们得救”套路时，我的父母所殷切希望的那样。西方世界充斥着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年轻时是一群偏执狂和疯子中的一员，直到长大后离开。我可以说我认识的英国人有一半可以划归此类。但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追求的是政治而非宗教信仰。回想我们曾经完全委身于一套教条，如今又觉之可悲，脸上不禁泛起一阵扭曲尴尬的微笑。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后辈们经历相同的阶段，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只有 ：害怕他们。这么说并不为过，在这些暴力时期，我们能为年轻一代所许下的最善良、最明智的愿望一定是 ：“我们希望，你们沉浸在集体疯狂、群体性自以为是中的时期，不会与你们国家的某些历史时期相重合，不然你们就会把你们那凶残又愚蠢的想法付诸实践。
　　“如果你们够幸运，你们会凭着自己在偏执与不容异己的道路上习得的本事所构成的经历而崛起。你们会明白，在公众整体陷入疯狂的时期，正常人谋杀、毁灭、说谎、颠倒黑白是完全可能的。”
　　
　　[1]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 ），英国工会和政党领导人，于 1981—2000年领导全国矿工工会。作为左翼人士，他任工会主席期间领导的 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是英国工会与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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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丽丝·莱辛（1919—2013）
　　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19年出生于波斯（现伊朗），父母为英国人，5岁时，随父母移居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在非洲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15岁因眼疾辍学，改以自修方式遍读文学，16岁开始工作谋生，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翌年以处女作《野草在歌唱》步入文坛，一举成名。1962年，代表作《金色笔记》问世，引起剧烈反响。除了创作小说以外，莱辛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等，创作绵延半个世纪，作品众多，题材广泛，而对人类处境的透彻理解则贯穿始终，200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另有《金色笔记》《天黑前的夏天》《特别的猫》《幸存者回忆录》等。
　　
　　译者简介
　　田奥，华东师范大学电影学硕士，另译有《技术的真相》《夜莺的爱》。

　　莱辛回望20世纪，回顾她这一生，看到的是一系列大型群众事件、情绪的舞动、狂热的党派热情连绵起伏。这些事情的不断上演使我们无法理性思考。
　　在本书中，莱辛阐述了作为人类的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如何频繁地受到人类野蛮本能的控制？心理学的进展和科技的进步又如何被专家们利用，变成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一再重复党同伐异的历史？
　　透过分享她的生命经验、政治生活、思想历程，以及对于社会的敏锐观察，结合*新的心理学实验、有趣的历史掌故，莱辛为这个分裂的时代绘制了一幅肖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

当未来他们回望我们

你们该死，我们得救

熟视无睹

群体意识

社会变革实验室

未经省察的共产主义精神状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