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人生：名与身随（全方位、零距离还原独属于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之孙）

名 与 身 随

阿成兄来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随笔”，两三千字即可，写什么都行。古人说，正欲清谈闻客来。清谈乃一大快乐。我喜欢清谈，所谓随笔，不过以笔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写到哪。

就说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好，说是再也用不到取笔名了。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来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

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儿子的未来会是个作家。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虽然我们家出了三代作家，写东西在我们家却是一个犯忌的词汇。老实说，我从小最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亲当了“右派”以后，对写作已没激情，命里注定却不得不继续写东西，写那些自己毫无兴趣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剧团的编剧，好不容易胡编乱造一个戏，请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员来审查，听一番似是而非不关痛痒的指示，然后开夜车，硬着头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脸发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烧香烟，房间里烟雾腾腾，谁进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称赞。要得到祖父的称赞并不容易，尽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认真。祖父取名字的特点是随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亲最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闹别扭，改成了至诚。祖父晚年和父亲闲聊，曾笑谈给父亲取名时的想法，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为祖父属马，大伯属马，大堂哥也属马的缘故。二堂哥一直懒得取名，小时候人长得胖，小名就叫大块头，这是南方对胖小孩的一种叫法，叫顺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惯了，再找个形状相近的字，小沫。最小的堂哥生于国际争取持久和平年，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名字。

我自己对取什么样的名字，在一段时间内，很在乎。十二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仅仅只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我最初发表三篇小说，用了三个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邓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梦里的谐音。年轻气盛，我想自己每一种风格的小说，都应该有一个笔名。

起笔名是一种自恋。我想到自己用过的笔名就想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和钱都沾亲带故。用的很多的是刘克，本来想用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后来想想，自己不嫌俗气，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用货币单位为笔名的还有梅元。

我用一个女孩子的笔名，写了一组关于女孩子的文章。这个笔名就是萧菲，萧菲是小费的意思。

此外，我用过的笔名有叶言，有舒书，用得最多的是谈风。谈风是父亲的笔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个招呼，拿过来就用。用谈风这个笔名，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四十四篇关于过去中学生的随笔，我做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在文章里大谈过去的中学生，从吃喝玩乐，到当时流行的时尚，从轶闻趣事，到当时学生的向往和理想，真所谓无所不谈，什么都敢吹。很多中学生都以为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他们写信给我，把我当作了和他们爷爷差不多的老人。

我所起的最不成功的名字，是我女儿的名字。当时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结果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叶子。理由是女儿生在甲子年，属鼠，子丑寅卯甲乙丙丁，都排在第一位。女儿出生时，正是半夜，医生出来报讯，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姓叶的，是个女的!”她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我有什么过错似的，和她前一次出来报讯别人生了个儿子时的喜气洋洋理直气壮，完全判若两人。我当时就有些憋气，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且真要是只允许生一个小孩，我更情愿要女儿。

因此叶子的子，也有谁说女儿不及男的意思。因为有些赌气，女儿的名字就显得欠考虑。结果我的想法和三流电视剧的编剧不谋而合，电视上常常可以见到叶子这个名字。女作家们也常常用叶子做笔名。过去是不曾留心，现在突然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叫叶子。

给人起名字不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同名同姓反正谈不上侵权。女儿去上小学，同年级果然有了三个叶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在我犹豫之际，另一位女叶子的父亲已为其女儿改成叶梓，这种换字法只省去了一部分麻烦，老师喊起来，不得不加上一年一班的叶子，或者一年四班的叶梓。比这更麻烦的是男叶子和我女儿在一个班，我提议就在叶子前面加上姓氏识别，可老师觉得别扭，于是按出生年月，男叶子大一些，叫大叶子，我女儿小，自然只能屈居小叶子。

男叶子的父亲比我更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向我，或者向我的妻子抱怨，说他所以为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属鼠，生于甲子年，言下之意，是嫌我们僭越。况且老子孔子孟子都是男的，女孩子子不子的，只有日本人才这样。

怎么也不会想到给女儿起名字会惹出许多麻烦。本来是人都应有个名字，叫什么说穿了也没必要太较真。然而同名同姓的确是个大问题。朝鲜人仿佛不是姓金，就是姓朴，姓李，姓崔。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只用三个姓，这就是安德逊，约翰逊，尼可尔逊，同时被三百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六个男名和六十个女名，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考虑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最早用电子计算机取名字的还有丹麦。事实上，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么回事。中国的人太多了，譬如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好多人合用一部电话机，每个城市的号码簿便是厚厚一大本。用数字来给人取名肯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念头。雷同似乎注定不可避免，甚至叫阿猫阿狗，也能撞车撞出一大堆来。

话越说越远，远得再扯下去，就有些对不起阿成兄了。总之起名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名正言顺，谁都想起得完美一些，熨帖一些。人既然已有了个名字，想再改，也难。名与身随，一旦注定了那么几个汉字，人也就变成了那个符号。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货色。无论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光一个名字响亮，并没有什么意义。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的。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者，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儿。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亲近。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革”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革”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革”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革”。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的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地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那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革”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儿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革”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革”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七扭八歪，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有反党言论。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

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儿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本书为当代文学大家叶兆言*新创作的首部人生随笔集。是出身文学世家的作者叶兆言（其祖父是著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首次真实、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爱情、亲情、友情等；袒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本书凝练了作者对于物质现实与彼岸世界，肉身与灵魂统一的思考，处处闪烁着作者追求清明平和的生活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