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春，在中国公学运动会开幕式上讲话，说运动会“不但是体育，还是德育；不单是体格上的训练，又是道德上的训练”。“运动员的道德有两条规律：第一条是‘你不来，我不怪；你既来，要守戒’。做了运动员，便须遵守运动场的种种规则。这叫做‘守戒’。……第二条规律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胜败是常事，只要我尽了自己的能力，虽败还是光荣的，还是可喜的。败而能自喜，败而能诚心佩服敬重胜利的人”。
5月2日，周谷城致信，就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是否存在的问题反驳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的观点。事前，周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到封建主义的问题。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批评到周的文章，周的这封信就是反驳胡适的批评。
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委会发出训令，称“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书店所出《人权论集》一书。
5月15日，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校长职，而以马君武继任，19日完成交接。自本年1月起，胡即屡次提出辞职，其动机大约是为了回北平教书和著书。
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上，为汤尔和译的《到田间去》一书写序。《序》中说：“我在十年前便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尔和先生说过，他译这本书的用意是要劝人‘少讲空话，多知道事实’。我要替他加上几句解释：‘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改良得一种豆，或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万吨谈主义的文章。发明一个治牛瘟、猪瘟的方子，介绍一个除蝗除害虫的法子，胜似一万万张宣传主义的标语。”
到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师大等处讲演。停留15天后返沪。其间已定下回北平的计划，并托人觅屋。
6月26日，写成《我的母亲的订婚》。这是他的《四十自述》的序幕，是用文学笔法写的。以后各章未能循此体例。
6月29日，汤用彤致信说：“前承惠赠《荷泽遗集》一册……尊《传》、《跋》妙解重重，至为钦佩。”
7月2日，到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会上决定设立编译委员会，由胡适任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机构和主持编译工作。
7月29日，复信给梁漱溟。梁氏在《村治》月刊本年第2号上，有给胡适的长信，就其《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质问。谓：“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激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胡适在答信中说：“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又说：“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又说：“帝国主义之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至于军阀，胡适说他把它包括在“扰乱”之内，解决军阀的问题“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现在文治势力不足以制约军人，是文治势力自身走狗化，故不配担起澄清政治镇压军人的重任。他表明自己的根本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
……
作者简介：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二十余种，主要著作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蓼草集》、《蓼草续集》、《耿云志文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刻下正主编多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内容简介：
《胡适年谱（1891-1962 修订本）》可以反映出胡适一生的全貌。书中对胡适思想的形成、活动的主要线索、个人与家庭、与朋友、与社会的关系和他的影响，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都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和相当连贯的记述。
目录：
修订再版序
初版自序
家世和他的父母
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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