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海疆卷】海丝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西关系研究（1552

　　第一章 葡萄牙早期遣华使与传教上来华

　　中葡两国间的官方接触是以葡萄牙遣使来华的方式开始的，在中葡交往的最初50年里（1513-1563年），葡萄牙共向明代中国遣使三次，这三次分别是1517年的皮雷斯（Tomé pires）使团、1552年的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使团和1563年的戈依斯（Gil de Góis）使团。在西班牙与葡萄牙进行海外扩张时期，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是与殖民者的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同步进行的。根据1494年《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对西葡两国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受罗马教皇的委托，葡萄牙国王在广大东印度地区负有“保教”的责任，因此葡萄牙政府旨在与中国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的遣使活动与天主教对华传教必然会联系在一起。本章依据相关史料，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

　　一、皮雷斯使团与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

　　15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开始了海外扩张。1488年，迪亚士发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开辟了西欧通往东方的新航路。随后几十年，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和欺诈手段，控制了印度洋上的贸易，建立了一条从亚洲到里斯本的以香料贸易为中心的东印度商路。1505年，葡萄牙在科钦建立殖民政权，1530年把首府迁到果阿，由印度总督（副王）代表葡萄牙国王在这里进行统治。1534年，教廷设立果阿主教区，统辖从好望角到远东的宗教事务。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的脚步逐渐向中国靠近，1511年攻占了东西洋交通要道满剌加（马六甲），随后控制了香料生产地马鲁古群岛。1513年（明正德八年），在中国贩海私商的引导下，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与那里的中国走私商人进行贸易活动。

　　那时的中国处于朱明王朝的统治之下。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即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他的后世子孙遵守祖宗成法，不敢轻言废除。但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都损害国家经济，海禁使大批濒海小民失去生计，朝贡贸易更是损己利人，因此各朝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所差异，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正德朝（1506-1521年），海禁有所松动，私人海外贸易悄悄进行，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市舶司开始对贡舶附带的番货收税，中国海商混杂其间，中外贸易很是活跃。葡萄牙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1515年春，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om Manuel Ⅰ）派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东方去“发现中国”，并要求他选择一名对东方情况比较熟悉的葡萄牙人作为国王特使，把他护送到中国。葡印总督选定了葡萄牙王室派到东方的医药官托梅·皮雷斯为特使。1516年4月，费尔南的舰队载着皮雷斯等人从科钦出发，前往中国。皮雷斯此行的使命是：“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除特使本人外，使团的随行人员有23人，其中有6名葡萄牙人、5名译员，其他12人为仆役。使团在东南亚有长时间的耽搁，1517年8月15日抵屯门，9月底到达广州城下，声称“佛郎机国”（葡萄牙）遣使前来进贡。虽然“佛郎机国”为《大明会典》所未载，但使团经过努力还是得到了进京许可，并于1520年1月北上。但当明朝官员获知了“佛郎机”的种种劣迹后，最终于1521年拒绝了葡萄牙的入贡请求，且囚禁其使臣。与此同时，明军驱逐了盘踞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并于1522年（嘉靖元年）取得了“西草湾之战”的胜利。中葡交恶，皮雷斯使团以完败告终。

　　葡萄牙此次出使纯为商业目的，旨在谋求与明政府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在广东官府的一封函件中可以得到证明。广东相关官员根据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书信内容及葡萄牙人的口头请求，写有一封公函，由特使带往北京。这封函件称，葡萄牙人“申请在广州获得一所房子作为商站”，没有提及传教问题。在使团随行人员之一的克里斯托万·维耶拉（Cristóvao Vieira）提供的使团人员名单中，也不见传教士的踪影。使团与天主教之间的唯一关联或许是把《圣经》带到了中国。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接待过这班“佛郎机”，他在《静虚斋惜阴录》描述他们说：

　　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不可能读佛经，他们常带在身边随时翻阅的应是《圣经》。“头目”很可能是指皮雷斯，这位好学的药剂师博文广见，著有《东方概要》。

　　不过，仍有迹象表明，在皮雷斯出使中国期间，天主教传教士已经踏上了明代中国的土地。1519年至1521年年间，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连续向远东派出武装舰队，一方面接特使皮雷斯回国，另一方面试图在中国沿海建立要塞和贸易据点，以开辟远东至欧洲的商业航线。费尔南之弟西蒙·安特拉德（Symao Andrade）等海盗商人来到屯门岛后，在那里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官民的愤怒。1521年6月至9月，明军在备倭官海道副使汪铉的指挥下，驱逐了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是为“屯门之役”。在这次战役中，明军打死了一位姓梅尔古良（Mergulhao）的葡萄牙神父。维耶拉在广州狱中写道：

　　在暹罗的姓梅尔古良的神甫于1521年来此。迪奥戈·卡尔沃停泊在贸易岛港内时，华人对他发动了进攻，……乘他们无防备将他们夺取，然后带到南头。他们的奴隶及货物被夺去。他们受了伤。梅尔古良神甫阵亡。

　　梅尔古良应是有据可查的最早来到明代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可惜他气运不佳，刚到中国就被打死。1522年8月，明水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海域打败了由末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率领的葡萄牙武装舰队，在这次海战中，又有一名葡萄牙“神职人员”丧生。

　　葡萄牙人没能与明朝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在武力上又敌不过明军，只得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初年，广东海禁甚严，他们就转往海禁相对松弛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与那里的中国海商进行商贸活动。据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Gaspard da cruz）在1570年出版的《中国志》介绍，那些违禁到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把葡萄牙人引到了宁波，“因为那一带地方没有带墙的城镇和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附近的海岛上过冬，建立起相对固定的走私贸易据点。在这些据点中，最为著名的是宁波诸港之一的双屿港。双屿港位于现在舟山市普陀区的六橫岛，据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renao Mendes Pinto）在他著名的《远游记》中的记载：到1542年时，葡萄牙人在岛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官及各级官吏，建立了医院和慈善堂；居民达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1200人，其余是各国的天主教徒。他还提到，岛上有六七座教堂，其中“无染受孕圣母堂”是主堂，有8个教士，1位名叫埃斯特万·诺格伊拉（Estévao Nogueira）的代理主教。他还讲了这样一件事，1542年5月14日，一支由146人组成的葡萄牙冒险队乘坐两条快船，从双屿港出发，到一个叫卡伦普卢伊（Calempluy）的中国岛屿劫掠，这支队伍中也有一位神父。很多学者对平托的这些记载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远游记》“不过是一部长篇冒险故事罢了”。但汤开建先生通过仔细考证后认为，“平托《远游记》中反映的关于双屿港历史事实的主干内容均与中文记载相合”，虽不排除在叙事时“对某些细节的夸大及对个别情节的杜撰”，但就“主要内容而言，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汤先生还根据朱纨《甓余杂集》中“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焚烧尽绝的记载，认为中国海商不可能在这个小岛上建这么多的天妃宫，有些应是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堂，即平托所言的“六七座教堂”。由此看来，西方传教士来到双屿港，并在此建立教堂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皮雷斯遭广东政府拘禁后下落不明，给西方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平托在《远游记》中就讲了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皮雷斯出使中国失败后，被中国逮捕、流放，之后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把她发展进教。平托声称自己还见过皮雷斯的女儿，她叫依内斯·德·莱里亚（Inez de Leiria），据她介绍：

　　（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一直过着基督教徒的生活。他们还洗礼了许多当地人，该城[指邳州（Sampitay）——本书作者注]中至今仍还有三百余名教徒。每逢星期日都集合在她家中习礼教义。

　　平托所说的这些很值得怀疑。个别中国人因商业或因其他原因，由葡萄牙人发展进教是有可能的，但在嘉靖时期有这么多内地的中国人集体皈依天主，只能说明平托在编故事。

　　……

　　伍玉西，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广州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宗教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海交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30余篇论文，出版《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2部学术著作，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和多项省厅级科研项目，获广东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承担《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史》等多门本科课程教学，以及1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地缘政治学与边疆史地。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构建者、是国内较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等国家·级项目7项。代表性论著有《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等。

　　本书以传教士为视角研究明清时期西方对华贸易及中西关系等问题。共有十个专题：葡萄牙早期遣华使团与传教士来华；传教士与明代中后期的“广州交易会”；澳门葡萄牙人与马尼拉西班牙人的早期关系；法国耶稣会士与法国商船首次来华贸易；服务于清廷的“技艺传教士”与清代广州口岸；马礼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马礼逊对泛广州十三行的记载；马礼逊与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马礼逊参与交涉的“伶仃岛事件”；商人奥立芬与美国早期对华传教。有人物研究，也有事件研究，跨越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列。

第一章 葡萄牙早期遣华使团与传教士来华

第二章 传教士与明代中后期的“广州交易会”

第三章 澳门与马尼拉关系的开始——1579-1584年间自马尼拉赴澳门的西班牙人

第四章 耶稣会士与法国对华贸易的开始

第五章 技艺传教士与清代广州口岸

第六章 马礼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

第七章 马礼逊笔下的泛广州十三行地区

第八章 马礼逊与中英早期的官方交往——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第九章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以“伶仃岛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第十章 商人奥立芬与美国早期对华传教

参考文献

本书后记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