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后来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44年，因拒绝在神圣联盟合约上签字，被大师和学者们驱逐出去。同年，亨丽埃塔·玛丽女王的首席执行官避地巴黎，与王室家族流亡了12年。复辟之后，成为医学博士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去世后被安葬在“诗人角”。
在世时考利最受欢迎的作品都收录在爱情诗集《情妇》里，他的《品达颂》也被高度评价。考利是玄学派诗人，但因后来玄学派诗歌备受冷落，他的诗歌已无人问津，诗歌的冷淡巧思风格也再未受到青睐。相反，他的《论说文集》笔调清新自然，最表现他性格中令人愉快的一面。他的英语论说文风格清晰易懂，被誉为最早的散文大师之一，很少有作家在优雅和魅力上超越考利。他的《论农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热情讴歌最古老的艺术，“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喜欢的事物，谈论百合花，凶猛的狮子，在金色或银色的田野里撒鹰；但是，如果家徽设计者尚有理性的话，那么耕地里的犁应当是最高尚、最古老的武器”。
论农事
很快你会在维吉尔的诗歌中发现，他的第一愿望是成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第二是成为一位农夫。他好像比大多数有学问的不信上帝的人更懂得上帝在和他打交道，就像他和所罗门打交道一样。因为他首先祈求智慧，当然也祈求了其他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于是上帝让他居于最好的哲学家和最好的农夫之间，也让他成为最好的诗人，来装饰和沟通那两个才能。除了这点，上帝还让他成为一位富人，一位不曾渴望变得富有的人——
“哦，幸运极了，谁会知道他如此好运！”改编自维吉尔的《农事诗》第2卷，458行。
做个农夫，不过从城市退隐；做个哲学家，就是遁世隐居；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凡人的世界退避到上帝的世界。
但是，既然大自然否认大多数人的能力或欲望，而财富也只令极少数人有可能或有机会全部专注于哲学，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人类事务做最好的结合，即乡村生活。正像科鲁迈拉所说，“毫无疑问这件事是最密切的，并作为与血液相对的智慧”。农业与哲学关系最为相近，或者说，在血缘上，仅次于哲学。瓦罗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说，工作原理如同恩纽斯所说的，与大地、水、空气和太阳等所有自然法则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乡村生活的确能比任何一种职业、技艺或学科让人领悟更多的哲学内容。世上除此之外，西塞罗说，一个农夫的快乐，“对我来说，最简捷的做法，是智者的人生”，这都非常接近那些哲学家的观点。再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能为撰述赞词的人提供那么多的素材颂词：对个人而言是效用性；对所有人类来说是有用性，或者说必要性、纯真、快乐、古老、尊严。
现在效用（我的意思显然是指它的收益），在我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大，它来自城市的商品和贸易，王国许多最好的庄园和主要荣誉都源于此。在罗马，农夫可成为执政官和独裁者，但现在没有人会从耕犁的农夫成为贵族。究其原因，我想就像从一个邪恶的习俗演化为强大的法律。也就是说，像其他行业一样，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去培养，但没人愿意去当农业学徒。因为那些很穷苦的人，当他们长大成人，没有钱来从事其他行业，所以只能耕种一些小块地。佃户除了刚好够维生以外，其余的租金都被吞噬：虽然他们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他们或者太骄傲，或者因缺乏那样的教育，太无知而不能提高土地的产值，而这种维生之道同任何其他的行业一样，是很容易而且会被肯定的。如果有两三千个年轻人，用七年或八年的时间，坚定地从事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了解整套技艺，然后可以精通这个行业。毫无疑问，经过适度的积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财富并不亚于国家许多议员拿的俸禄，或者城市商人在商品买卖中获的利。致富或者更富裕的方法很多，只要没有闪失，既不找借口，也不抱怨，就不可能贫穷。毫无疑问，一小块土地就能养活一小家人，生活中多余的东西（现在很多情况下指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一定因行业和工业的过剩而得以弥补，或者被伟大的哲学家所蔑视。
谈到这种行业的必要性，显而易见的，这种行业无需其他行业而存在，但是其他行业都离不开这种行业。这就像是语言，没有它，人类社会的文明就不能被保存下来。而其他艺术，如语言修辞，只是服务并修饰语言而已。许多国家都存续下来，但是许多国家没有其他行业，只有这种行业仍然能存续下来：我承认虽然不是很体面，但它仍然存续着；而被积极从事的其他一切行业，也正因为需要农业提供的资源而对它有所关注。
接下来我要赞美这种生命的纯真。如果农夫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他们不应受到责备，因为凡人都受罪孽的诱惑。他们依靠在土地上勤劳的收获来生活，而其他人依靠计谋从他人那里攫取东西来生活；他们依靠母亲给的地产来生活，而其他人要依靠从同胞那儿骗来的财产来生活；他们像牛羊一样靠大自然的恩赐来生活，而其他人像狐狼一样要通过掠夺攫取来生活。这里没有任何冒犯大多数人之意，我敢断言，牛羊是非常有用的动物，而狐狼也并非有害的生物。农夫无疑是所有人中最安静的人，是对英联邦政府的干扰最不易情绪激动的人。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热爱和平。在我们后来的疯狂而悲惨的内战中，其他所有的行业，即便是最差的行业，也组织了部队，招募了一些伟大的指挥官，他们因自己所做的恶行而名噪一时、趾高气扬。然而，我们没有记住任何一位农夫的名字，他们既要承担自己国家二十年没落中的大部分债务，又要承受同胞们的诅咒。
如果清白无辜就会享受到巨大的快乐，那么我认为不带农夫到这里是人们的不当行为。在这里他们如此温顺，随叫随到，而不应在法院和城市里寻找他们；在那里他们是如此野蛮，追赶他们又是那么麻烦而危险。
在这里我们置身于广阔而高尚的自然场景中，在那里置身于可怜的政策转变中；在这里我们走在神圣而慷慨的光明之路上，在那里我们摸索在黑暗混乱的人类恶意迷宫中；在这里我们的感官尽情享受清晰事物与真实的味道，而在那里一切都是复杂的。在这里，在我看来，快乐看上去像一位美丽、忠实、谦逊的妻子；在那里，快乐是一个无礼、薄情、浓妆的妓女。在这里，没有伤害，物产廉价丰富；在那里，只有罪恶，生活奢侈豪华。
对于一个严肃的人，他会觉得许多男女挤在一个房间里跑来跑去，几百个姿势和花样，没有目的，没有设计，只不过是一件徒劳的、非理性的、可笑的事情。因此，舞蹈最先被创造出来，以往只有在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上表演，其中包括在所有哑剧和疯狂状态下的舞蹈，疯狂状态下的舞蹈是崇拜的最高荣誉，昭告了神的启示。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不敢反对这是良好教养的一部分。然而，只要孩子们能走路，我们绅士中有谁不为了孩子而请一个舞蹈大师？但是，又有哪一位父亲为他的儿子请一位家庭教师，及时教导他要对他将继承的那块土地进行改良呢？至少那是多余的，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式中的一大缺陷。因此，我希望可以，当然不是在此时更希望看到它，在每个大学都成立个学院，专门研究农业，就像有医学院和法学院一样，不需要像其他学院那样有大量具有一定禀赋的大师和学者。除了牛津大学，因为像他们被称作大师或校长的只有一个人，工作会太多。我们组织四位教授来教这门学问的四部分就足够了：第一，开垦，以及相关的所有事情；其次，畜牧；第三，花园、果园、葡萄园和树林；第四，农村经济的所有部分，其中包括管理蜜蜂、猪、家禽、诱饵、池塘等，还有像瓦罗所说的饲养家畜，以及田野运动（这不仅应该看作是乐趣，也是居家过日子的一部分）和国内的保护，以及利用国外产业所带来的一切。这些教授不应该像教其他的艺术实践一样，只进行这类肤浅和华而不实的讲座，从维吉尔的田园诗，到普林尼，瓦罗或科鲁迈拉；而是在整个方法和研究过程中都指导学生，这整个过程可能要勤奋工作一年或两年。除了适度的饮食、住宿和学习花销，不断接续下来的学者更要保证有足够稳定的收益来维修房子，聘请教授。这些教授不应是炫耀文学批评的人，而要对他们所教的东西有扎实的知识和实践。这样的人应该非常勤奋，热心公益。按我的理解，如果哈特利布先生还活着，应该是那样的人。但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论及我的这种设计思想，除非目前的年龄性情有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要进一步谈及的乡村生活应当来自于诗人，他们永远是农业最忠实和亲爱的朋友。
……
查尔斯·艾略特，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著有《教育改革》、《自传》，主编《哈佛百年经典》系列丛书。
译者：刘旭彩，长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书稿内容为选自哈佛经典中的部分大师如戴维?休谟、查尔斯?兰姆、本?琼森等人的随笔，内容涉及历史、教育、评论、诗歌等诸多领域，完美展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可谓经典，值得读者一读再读，一品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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