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作为教育者的父亲
在这里我回到前面，并努力关注父亲作为教育者对我的那些影响，尽我所能回忆在我幼年以及而后的少年时代艰难的时光里印象深刻的一切，而我的少年时代正好与父亲整个世界观的根本性变革相吻合。
上面我提到了“安卡馅饼”，这是我母亲从别尔斯家带到雅斯纳亚·波良纳的。
如果把馅饼完全归功于妈妈的责任感，那我是显失公平的，因为父亲在他们结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自己的“安卡馅饼”，也许那时他并未曾留意过，因为他早习以为常了。
这种馅饼是雅斯纳亚·波良纳古老的生活方式，这是那种父亲小时候经历过并梦想在以后恢复的生活方式。
1852年，身在高加索的父亲产生了思乡之情，回忆起亲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他给塔吉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姑母写信，信中描绘了“他所企盼的幸福”：
我是这样想象的：
若干年后，我不再年轻，也并未苍老，我身处雅斯纳亚·波良纳，一切井然有序，我的内心既没有忐忑，也没有不快。
您仍旧住在雅斯纳亚，您多少有些衰老，但仍旧精神，依然健康。我们过着曾经有过的那种日子，我每天早上工作，我们几乎一整天都见面。
我们一起吃饭，晚上我为您读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们交谈，我给您讲高加索的生活，您给我讲有关我父母的回忆；您给我讲那些我们以前都瞪着恐惧的眼睛和张大嘴巴听的“可怕的故事”。
我们回忆那些对我们弥足珍贵但已逝去的人们。
您开始哭了，我也一样，然而这泪却是令人平静的泪；我们谈论会不时来看我们的兄弟们，谈论每年会带着孩子在她至爱的雅斯纳亚度过几个月时光的亲爱的玛莎（父亲的妹妹—原注）。
我们没有熟人，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们，给我们造谣生事。
这是个美妙的梦，然而这并不是我允许自己梦想的全部。
我结了婚，妻子是个娴静、善良、博爱的女人，她爱您就如我爱您一样。我们有了孩子，他们叫您祖母，您住在楼上那间大屋，那正是尼古拉·伊里奇的母亲，佩拉格娅·尼古拉耶夫娜祖母曾经住的房间。
整个房子保持着父亲在时的样子，我们开始了从前那样的生活，只是变换了角色。
您接替祖母，而且您胜过了她，我接替了父亲，尽管我从不希望获此殊荣。
我妻子取代了母亲，孩子们取代了我们。
玛莎承担起两位姑母佩拉格娅·伊利尼奇娜·尤什科娃和亚历山德拉·伊利尼奇娜·奥斯滕－萨肯的角色，却不会经历她们的苦难，甚至加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原注）也取代了普拉斯科维娅·伊萨耶夫娜。
只是不可能找到能够承担您在我们家庭生活中角色的人。
像您那样美丽与博爱的灵魂是永远也找不到了。您没有了接班人。将有三位新人，他们有时会出现在我们中间，他们都是兄弟，特别是有一位经常与我们在一起的尼科连卡，他是个已退职的老单身汉，秃头，总是那么善良、正直。
我想象他会怎样，想象他过去的样子，给孩子们讲自己的作品，孩子们亲吻他油乎乎的手（那手确是这样）。他会和他们一起玩，我妻子会忙前忙后地为他做最爱吃的食物。我们会与他逐一回想从前的共同记忆，您还是坐在常坐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地聆听我们，想象您像从前一样管已经老了的我们叫“列沃奇卡”“尼科连卡”，还会因为我用手抓着吃而责备我，他也会因为手不干净而挨骂。
如果能让我成为俄罗斯的帝王，如果给我秘鲁帝国，一句话，如果巫婆拿着她的魔杖来问我，我想要什么，我会扪心回答，我要这一切梦想成真。
我知道，您不喜欢占卜，可这有什么不吉利的呢？这令人愉快，我怕这种想法过于自私，害怕在这份幸福中分给您的位置太少。我唯恐过去的不幸在您心中留下很大的印记，会影响您专心于一切将构成我幸福的未来。亲爱的姑母，请告诉我您幸福过吗？所有的一切都会实现的，希望是那样地令人宽慰。
我又哭了，为什么我在想着您的时候会哭泣？这是高兴的泪水，我为自己发觉了对您的爱而感到幸福。只要您健在，无论发生何种灾祸，我也不会把自己归为不幸的人。您还记得我们要去喀山时在伊韦尔斯基小教堂的分别吗？那时，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犹如灵光一现，我明白了您对于我的意义，即使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能够用泪水和连贯不上的只言片语让您理解我的感受。我从未停止过爱您，但在伊韦尔斯基我所经历的感受与现在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感受要更加强烈，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高涨。
我向您承认使我愧疚的一点，我也应该告诉您，这样才能使我的良心得以解脱。从前，读到您在信中谈到对我的感受时，我就感觉您是在夸张。但是现在，重读这些信，我才理解了您，理解您对我们无限的爱和您崇高的灵魂。我确信，所有其他读到这封信和之前的信的人都会对我做出同样的责备。然而我却不希望您责备，您太了解我了，您也知道，也许我唯一的好品质就是敏感。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归功于这份品质。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允许自己表达如此炽烈感受的最后一封信。炽烈的感受是对于那些冷漠的人来说的，但您能够评价这感受。
再见，亲爱的姑母，盼望几天后又能重见尼科连卡，那时再给您写信。
这封信后过了整整十年，父亲结了婚，他的梦想也正如他盼望的那样几乎全部实现了。
只是没有了住着祖母的大房子和两只手脏兮兮的尼科连卡哥哥，他在这之前两年去世了，死于1860年。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父亲看到了他父母生活的翻版，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他渴望找到自己和他那些哥哥们的重现。
这样就开始了我们的教育，持续到70年代中期。
我们成长为真正的“老爷”，以自己的贵族身份为骄傲，我们与外界隔离。
所有相对于我们来说的异己都比我们地位低，所以不值得模仿。
我开始对农村孩子感兴趣，仅仅是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了一些我从前不知道而且是被禁止知道的东西。
那时我十岁左右。我们到村庄里，坐在长椅上从山上往下滑，与农民的孩子们结下了友谊，然而爸爸很快发现了我们的爱好并制止了它。
我们就这样长大，周围像石墙一样围满了英国人、家庭教师和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中，父母能够轻松地观察我们的每一步，让我们的生活按他们安排的轨迹前进，况且他们对我们教育的态度完全一致，还没有出现一点儿分歧。
除了父亲亲自教我们的几门课外，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体能发展，关注体操和所有增强勇气与自立性的训练。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把我们聚集到林荫道上，那里有体操器械，我们每个人还得按顺序在双杠、吊杠、套环上做所有复杂的训练项目。
最难的是在梯子上来回钻的动作，这叫做“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父亲和瑞伊先生都能做这个动作，对于我们这些小男孩来说，它太难了。在我们成功之前，我们练了很久，开始是谢廖沙先做到的，后来我也马马虎虎做到了。
当打算去散步或去骑马的时候，父亲从不等那些因故迟到的人。当我落后还哭的时候，他会模仿我说：“没人等我。”而我哭得更厉害了，还生了气，但毕竟还是赶上了。
“娇气蛋”这个词在我们家是带嘲讽意味的，没有比父亲叫我们“娇气蛋”更令人难堪的事了。
我记得，有一次佩拉格娅·伊利尼奇娜祖母修理灯时，把滚烫的灯泡拿在手里，她的手都被烫出了水泡，却没有把它扔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桌上。爸爸看到了这个场景，后来，当他要责备我们畏首畏尾时，就会想起这件事并举这个例子：“这是惊人的自制力，因为姑母有权利把灯泡扔到地上，灯泡值五戈比，姑母虽然只用自己织的东西就能每天赚得这些钱的五倍，而她并没有这样做。手都烫坏了，也没有扔掉，要是你就一定会扔掉，甚至我也会扔掉。”父亲边说边赞叹着祖母的忍耐力。
父亲几乎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什么，而结果好像总是我们自己愿意或我们做得都像他想的那样做。
妈妈经常责骂和惩罚我们，而当父亲需要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只是专注地注视着我们的眼睛，他的目光被理解领会，而且比任何命令都奏效。
这是父亲与母亲教育的差别：过去常有想要用二十戈比买点什么的时候，如果问妈妈要，她就要开始细致地问用钱干什么，责骂一番，唠叨一堆，有时还不给。如果去问爸爸要，他什么也不会问，只会望着你的眼睛说“去桌上拿”。
然而，无论多么需要这二十戈比，我从不去找父亲开口，而更愿意找母亲要。
作为教育者父亲那巨大的力量在于，就像不能欺瞒自己的良心一样，什么都不能向他隐瞒。
他知晓一切，欺骗他就和欺骗自己一样，既沉重又毫无好处。
在婚姻问题和结婚前我对女性的态度，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
有时随便一件小事，不经意说的一句什么话，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在之后影响一生。
我正是这样。
一天早晨，我从亚先基家里长长的直楼梯跑下来，一下跃过两个台阶，由于以往习惯了，最后的几个台阶我是以大胆而且灵活的体操式跳跃跳下去的。
那时我十六岁，已经很强壮，而且跳得很漂亮。
这时父亲迎面走来，看到了我急剧的晃动，他在楼梯前停下来把手一摊，怕我站不稳摔倒，想要扶住我。
我两腿灵巧地一蹲，在他面前站起身并向他问好。
“你真是好样的。”他一边笑着一边说，看得出，他欣赏我少年的活力，“在农村这么大的小伙子早就结婚了，而你却还不知道劲往哪使。”
我没答话，但这些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我吃惊的不是父亲对我无所事事的指责，而是我已长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这些说法对我来说是新奇的。
我知道父亲对年轻人的贞操一向很羡慕，知道他如何地看重纯洁，所以我觉得，早结婚是解决困扰所有成熟期有自控能力男孩这一难题最好的方案。
我不能期盼父亲对我说这番话，他预见到了这些话对我产生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也正是因此它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理解的不仅仅是这些话的直接含义，还有一切蕴含其中未被说完的和那些意味深长的含义。
* * * * * *
这件事之后的两三年，就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们那时住在莫斯科，我迷恋上了贵族小姐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菲洛索福娃，几乎每周六都去她父母家做客。
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却缄默不语。
一次他打算去散步，我就请求与他同去。
由于我在莫斯科很少同他一起散步，他就明白了我想和他谈论什么严肃的话题， 他沉默地走着，而且明显地觉察出我出于羞怯而不会先开口，他就像无意似地问我：“你常去菲洛索福夫家做什么？”
我回答他，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大女儿。
“你怎么了，想结婚了？”
“是的。”
“她好吗？当心别看错，也别骗了人家。”他说得格外温柔而且若有所思。
随即我便离开父亲，幸福的我沿着阿尔巴特大街跑回了家。
我那时为自己跟他说了实话感到高兴，同时他那亲切认真的态度也坚定了我对父亲的感情，他的诚挚是我感激不尽的，也坚定了我对那位姑娘的感受，从那一刻开始我更加爱恋并更加坚定地决定不欺骗她。
父亲对于我们的委婉已经达到了腼腆的程度。
有些问题他不敢触及，害怕一触即伤。
我忘不了，有一次，在莫斯科，他坐在我房间的书桌前写作，我突然跑进去换衣服。
我的床放在屏风后，从那我看不见父亲。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没有回头，问道：“伊利亚，是你吗？”
“是我。”
“你一个人吗？关上门，现在谁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看不见彼此，所以咱们也不用难堪。你告诉我，你和女人发生过关系吗？”
当我告诉他没有时，我突然听见他像小孩一样啜泣，继而号啕大哭。
我也哭嚎起来，我们两个哭了很久，但流出的却是甜蜜的泪水。由于被屏风隔开了，我们并不难堪而且觉得很好，我觉得那一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我那时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任何理由，任何评价。
六十岁父亲的这样的泪水甚至在面临最艰难的诱惑时也不会忘记。
* * * * * *
在我年少时，十六岁到二十岁的时光里，父亲严密地注意着我的内心世界，他注意到我一切的动摇，他支持我一切好的向往与追求并经常训斥我的不善始善终。
我保留了当时他的几封信。
第一封信从雅斯纳亚寄来，写于1884年10月初，那时我与我的兄弟谢廖沙和廖瓦三人一起住在莫斯科。
伊利亚·里沃维奇，您好。小狗很可恨，可既然你的幸福都集中在它身上，那就留下它吧。它总是这样，鹬鸟的声音它感觉不到，枪声却总能警觉，只要一听见枪声，马上就飞快地往家跑，这是带它一起走的达维多夫告诉我的。妈妈说鞋子得修一下，新的要到春天才能有。你过得怎么样？关于你打发时间的方式，除了体操我想不出别的，但真希望还有别的。你那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托尔斯泰戏剧家族和戈洛温音乐世家。昨天我去了邮局，看见一群小女孩往村旁的山上跑。“你们去哪儿？”“着火了！”我乘马车上了山，比比科夫家着火了，我到的时候柴火垛着了，粮仓，粮食，还有一百五十箱苹果都着了。烧了好一会儿，很奇怪，那景象更多的是滑稽，而不是令人同情。农民们拼命干，忙前忙后，但明显是欣喜地看待这一切。包括费多罗夫军士、大肚子的官员在内的首领在指挥着。一些无家可归的地主，包括霍米亚科夫，表示同情，两个神父也同情他们，阿廖什卡·季亚丘克和他有着一头特殊卷发的刚从斯拉维扬斯基合唱团归来的兄弟也表示同情。苹果烤熟了，农民们明显很高兴。写信给我吧，让我了解你一点儿思想状况（我确信，你会和从斯拉维扬斯克回来的阿廖什卡的兄弟处好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头发，像草垛一样，是用卷发器弄的）。
第二封是一张明信片，它是父亲在1886年秋天从雅斯纳亚寄来的。那时他的腿病得很重，而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儿子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一起住在莫斯科。
他们每天给你们写信，你们也知道了关于我的一切。我自己写信作为“确认”。总的来说都很好，如果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就是梦了。被它弄得头脑不清楚，也不能工作。躺在那听女人谈话自己都陷入女性的腔调里了，我自己开始说：“我睡了（以女性的口吻）。”精神上我一切都好，有时会有点担心你们，担心你们的心理状态，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我等待着并为生命的流动而欣喜。你们只管少干些什么，只要好好地活着，好好长大就好。吻你们和科列奇卡。
下面这封信也是那个时候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伊利亚，我刚刚给你写完了一封符合我感受的真实的信，但我害怕那信不真实，所以就没寄。我在那封信里说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我没有权利说这些。我并不像我想要和我需要的那样了解你，这是我的错，我想改正。我很了解你身上我不喜欢的地方，但并不是全部。关于你的旅行，我认为，处于你们这种学生时期，并不是你们一个中学，而是所有处在学生年龄的人，最好少瞎忙，可以避免那些毫无益处的日常花销，我认为这些花销是不道德的，要是你考虑考虑，也会这么认为。如果你能来，我将为自己高兴，只是你不能和戈洛温一起。
按你了解的做吧，工作、思考、读书，既要用脑也要用心，就是说要认清什么是真正好的和坏的，甚至那些看上去是好的但其实是坏的。吻你。列夫·托尔斯泰。
下面的三封信写于1887年。
亲爱的朋友伊利亚：
总有什么人或什么事影响我回你那些对我来说既重要又珍贵的信，特别是最近这封。
有时是布图尔林，有时是身体不舒服，失眠，或是刚刚准科夫斯基来了，他是希尔科夫的同事，我在信中提到过。他坐着喝茶，和女士们聊天（他们互相不理解），我走出来想给你写些什么，写些我关于你的想法的一些东西。
假如说，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询问了，等等也不是什么坏事。最主要的，一方面，能够坚定你们的看法和信念，有百利而无一害，而离开一岸却不靠向另一岸，那就危险了。
其实，岸给了人们快乐和幸福诚实、美满的生活。但也有不是美满的生活，大家都过着的那种讨巧的生活，如果固守它，就不会发现它并不美满。但如果过着这不美满的生活，良心就会受折磨；如果离开这不美满的生活又不靠向现实之岸，那就要因脱离人群忍受孤独与责骂，心怀愧疚。总之，我要说的是不要指望变得有点善良，在你不会游泳的时候就不要往水里跳，应该诚实并且有变成绝对善良的强烈愿望。你在自己身上感受到这些了吗？我说的这些是引用公爵夫人玛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关于婚姻的著名观点：年轻人没有充分的条件结婚，很快就有了孩子，贫困随之而来，一两年后开始厌烦对方，十年开始吵架，缺衣少食，简直就是地狱。玛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爵夫人在这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她预言得很准。只是如果这些结婚的人没有别的玛丽娅所不知道的唯一目的，也不是首要目的，不是为理智所承认的目的，而是能够汇集生活之光，这目的的结果比其他一切都动人心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目标，好，那你们就马上结婚，玛丽娅说的就是蠢话。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除了不幸之外，你们的婚姻百分之九十九不会得到任何东西。我与你讲的都是心里话，你也得衷心地接受并且斟酌我的话。我对你的爱除了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对如同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的爱。吻你，列利亚，科列奇卡还有谢廖沙，如果他已回来。我们都生龙活虎而且健健康康。
下面这封信也是那个时候写的：
我们收到了你给塔尼娅的信，亲爱的朋友伊利亚，我看到你走在了那个给你设定的目标的前头，我就这件事的所想给你和她写信（因为你一定是全部跟她说了）。关于这件事我想得很多，高兴和害怕纷至沓来。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结婚是为了高兴地生活在一起，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把婚姻确定为自己主要的、替代其他一切的目标，也就是与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是个大错误。如果你深入思考，这错误是很明显的。目标就是婚姻。那就结婚，可然后呢？如果在结婚之前没有别的生活目标，那么两人一起也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找到这个目标，甚至有可能，如果在婚前没有共同的目标，那么以后很难在哪方面志趣相投，而总是会分手。婚姻只有在有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才会给人带来幸福，人们在路上相遇，说道：“咱们一起走吧。”“好。”并把手交给彼此，而不是当他们从路上转身的时候互相吸引。
第一种情况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很多人认同的错误观点，即生活就是哭嚎的苦难，还有另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你被教唆着更倾向于年轻、健康、财富，生活就是欢愉的场所。生活是行使职责的场所，在这里有时不得不承受艰难，但更多的时候会体会到许多欢乐。真正的快乐只有在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理解为使命，在自身与个人幸福之外拥有一定的生活目标时才会存在。
通常结了婚的人会完全忘记这些。
将面临那么多婚姻的乐事，生孩子，好像这件事构成了生活本身。但这是危险的骗局。如果父母在他们生命中没有目标时过日子并且生育孩子，那么他们就暂时搁置了关于人生目标的问题和对不知为何生存的人施以的惩戒，他们只是暂时搁置，却没法逃避，因为他们必须得教育并引导孩子，却无从引导。那时父母失掉了人性的本能和伴随他们的幸福，成为了育种的牲畜。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那些由于觉得生活是充实的而打算结婚的人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思考和弄清楚他们每个人为何而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周全地考虑你所生存的条件、自己的过去，评价生命中的一切，你认为重要和不重要的东西，弄清楚相信什么，也就是你认为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和你生活中要遵守的。不用弄清楚那么多，但要在实践中尝试，把了解到的实现，因为你还没有实践你相信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相信。我知道你的信仰，这信仰和它在事实中表现出的那些方面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在实现时弄清楚。
信仰在于，幸福就是爱别人并成为他们爱的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知道三件事，我常在这三件事上锻炼，但不可能完全锻炼出来，这三件事现在对你尤为需要。
第一，为了能够爱别人并让他们也爱你，要让自己习惯于尽可能少地向他们要求什么，因为如果我要求很多，而得到的却是无尽的苦难，那么我将更倾向于指责而不是爱。这需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为了达到在行动上爱他人而非在嘴上说说，要教会自己做对他人有益的事。这需要做更多工作，特别是对于处在这个人们特有的学习阶段的你来说。
第三，为了爱别人并让他们也爱你，应该学会平和、谦逊，忍受令人不愉快的人和那些不快的事的艺术，学会总是谁也不伤害地对待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贬损任何人，学会选择最少的伤害。这一点需做的工作最多，这是从觉醒到充实的长期工作。这是最愉悦的工作，因为你会日复一日地因为这工作中的成就而快乐，此外，在爱别人这一点上你会收获到一开始不易察觉却令人欣喜的奖励。
所以我建议你以及你们两个尽可能真诚地思考和生活，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你们才能明白，你们是否沿着同一条路走，你们彼此相扶是否合适，与此同时如果你们是真诚的，那就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吧。
你们的人生目标不该是婚姻的欢愉，而应该是用自己的生活给世界带去更多的爱与真理，婚姻的目的正在于帮助彼此达到这一目的。
性格不同的人反而合得来（原文为法语—译注），最自私、最卑劣的生活便是两个人为了享受生活而走到一起，人们最崇高的使命应该是为上帝服务，带来善良与和平，并以此为目的彼此相依。你别迷糊，不能似是而非。为什么不选择崇高的使命呢，但一旦选择了崇高的使命，必须确保把整个心灵都放在这上面，而不是一点点。一点点什么都做不了。哎，写累了，可还有想说的。
吻你。
在这一时期的另一封信中父亲写到了我的未婚妻：
……两样东西把她同你联系起来：信念—信仰与爱。在我看来，一样就足够。真正的赤诚的联系是人类的爱，是基督教的爱；如果有这份爱并在这爱中萌生出爱和喜欢，那就很美妙也很坚定。如果只有一种爱—喜欢，这倒没那么不好，但也没什么好处，可终究这是可能的。在单纯的本质下并怀有内心极度的抗争才能在仅有的这一种爱的情况下生存。但如果既没有另一种爱，又没有这样的本质，只有这种或那种的表象，那么就很不好。我建议你尽可能严格地对待自己，并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为了什么。
……
伊利亚·里沃维奇·托尔斯泰（1866—1933），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次子。成年后在军队中服过役，在政府中任过职，也在银行里当过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红十字会中工作，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1916年移居美国，1918年创办《新俄罗斯报》。托尔斯泰承认他是孩子们中zui具文学才华的一个。
《托尔斯泰次子回忆录》原名《我的回忆》，为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次子伊利亚·里沃维奇·托尔斯泰所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伊·托尔斯泰怀着强烈的情感回忆了自己的父亲，此外对于母亲、哥哥、姨母等也都有着深情的追忆。托尔斯泰亲人朋友所写的回忆录不计其数，而这本托尔斯泰次子所写的回忆录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于托尔斯泰一生后三十年的精神追求及zui终离家出走的过程记叙得尤为详尽，对于作者所至爱的双亲晚年的争执、反目分析得极为透彻又不失公允。所有这些都使这部回忆录成为我们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创作过程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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