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的记忆

　　自信,否则没人信你
　　——许渊冲印象
　　许渊冲先生的梦想是要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始终都在追求这个梦,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即使在他获得国际翻译界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之后,仍是如此。居里夫人说:“自信,否则没人信你。”这是许渊冲特别推崇的名言,大概也可看作他人生的写照。
　　一
　　2006年五一长假,我赴北京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一个中美双边的社科翻译座谈会。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出版印制协调小组组长、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中华文库编辑室负责人李林兄也来参会。其间,我邀他去北大畅春园看望许渊冲先生。一开始李林有顾虑,“大中华文库”《西厢记》编辑过程中,因审读意见,他曾跟许先生闹了点不愉快;没想到拜访时,许先生对之前的争执表达了歉意!李林对在背后做了很多的调解工作的许夫人照君很敬重。那时,我离开湖南人民出版社有11年了,既告别了“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也没能参与“大中华文库”的盛举,但对许先生一直心存敬意,他老人家已过八十,仍激情如火、倔强好胜,可敬亦复可爱。在李林跟许先生聊天的时候,我在一旁拍摄,留下了许先生谈话时的姿态:身体前倾,靠向谈话对象,无论听还是说,都全神贯注,讲话声音洪亮,滔滔不绝。
　　因比较长时间从事译文编辑,跟翻译界联系较多,又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听到不少关于许先生的故事。许先生个性非常鲜明,在行内有“许大炮”之称。一方面他总是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他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三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我收到的第一张名片,2006年拜访时,30本变成60本,现在已经超过120本了);一方面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他坚持己见,从不认输,跟国内许多学者、翻译家都有过笔仗,也有面对面的激辩。由于他辩论时的气势、音量、体态都咄咄逼人,有人甚至称他为“恶霸”。他的《文学翻译六十年》,记录了跟江枫先生的一场论战:“第二篇短文是湖南《外语与翻译》上发表的《形似而后能神似吗?——简答江枫》。我认为江枫是典型的形似而不神似的译者。我只对照原文读了两首他译的雪莱诗,就发现有十个错误;而他居然得了韩素音翻译奖,可见评委读他的雪莱诗集,根本没有对照原文。”这种极端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
　　2014年,许渊冲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该奖项由国际翻译家联盟1999年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一人),他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翻译家。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研究院在外文局会堂代表国际译联举行授奖大会时,许先生发表感言,真是率直得可爱:“从事汉语、英语和法语文学的翻译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享受。93岁的我还在做翻译,我就是喜欢翻译。”“翻译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人,能把中文翻成英文,又翻成法文,同时又能把英文翻成中文,又能把法文翻成中文,又能在全世界出版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打破纪录。”当然,若不是他有这种自信、这种坚持、这种勤奋,他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获得这么多的荣誉。
　　二
　　读许先生的散文集《诗书人生》很有意思,就像听他在谈话,没有修饰、遮掩和虚伪,直来直去,无所顾忌。《钱钟书先生和我》中记道:1976年,他看到报上发了毛泽东词《井冈山》和《鸟儿问答》的英译文,听人说是钱锺书译的,觉得没有印象中的水准,便写信去问,并附上自己的译文,得到回信:“尊译敬读甚佩。”至于译文,钱先生说只是“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他将此事告朋友,朋友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斐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就乐得清静。”自信的许先生并不认同。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不受重视,因为索天章看了他英译的《毛泽东诗词》,评价说是“小学生的译文”。他不服,将这些英译毛诗寄给钱锺书看。钱回信:“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否认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钱先生的意思委婉而明确,加上前面友人的提醒,一般人都会对钱的回信内容有所保留吧。许先生不这么看,“即使是说客气话,打个一折八扣,也比索天章的评价高”。于是他以信为线索,联系《林纾的翻译》一文,就钱锺书的翻译理论做了一番发挥,认为他“理智上要求直译,情感上爱意译”,“钱先生认为翻译的诗最好既是好诗,又是好译;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是好译而不是坏诗,或者不是好译而是好诗;最下等的是翻译得不好的歪诗”。“钱先生的信对我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鞭策。鼓励的是,他说我译的诗灵活自如;鞭策则是,不要得罪翻译,又得罪诗。”“记得钱先生说过:有人利用他是借钟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内。他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压的人多么需要钟馗!没有他的嘉奖,我怎么能把鬼打倒在地!”当然,他也不迷信。在跟钱锺书讨教的过程中,钱坚持翻译不是创作,借弗罗斯特给诗的定义“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表达了诗不可译。许先生专门写了《文学翻译等于创作》进行讨论。钱回信:“大作已于星期一拜读:抉剔佳处,既精细亦公允。至于译诗一事,则各尊所闻,不必强同。”挂了免战牌。等到上门拜访,他又跟钱讨论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许先生的倔强、自信在他的书中随处可见。他跟朱光潜请教《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将官译本和自己的改译本一起寄上,得到回信:“尊译对原译确实大有改进,鄙意如果要彻底,最好丢开原译文另译,才不受原译束缚。原译者不懂‘指点江山’是盱衡国家大势或商讨国家大事,遵照原词字面直译,不知‘江山’在外文里并没有国家疆宇的意思,尊译也因之未改,当可斟酌。”许先生不服,回信说:“‘指点江山’可照字面理解,如贺敬之《桂林山水歌》中有‘指点江山唱祖国’并没有批评国事的意思。”这种辩论,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刘重德请他为《浑金璞玉集》作序,他在序中对刘先生的翻译观“信达切”提出不同意见,这脾气真还有点像“巨婴”。他也批评过吕叔湘“诗体翻译,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的散体译诗论,认为“诗体翻译,如能达意,一定比散体翻译更能保存原诗的风格”。我想,吕先生是爱才的,他不但没见怪,还约他增订《中诗英译比录》。
　　许先生的自信,还在他不怕揭自己的“丑”。在《联大与北大》一文中,他不无敬佩地写到了老一代北大人的硬骨头:朱光潜讽刺江青,林庚拒绝为江青讲书,钱锺书不赴国宴。笔锋一转,他说自己及其同代人表现就不一样。他羡慕汪曾祺因为写了革命样板戏,被江青欣赏。而汪对江青有一种文人的“知遇之恩”:“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此引出自己的故事:“我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之后,没有地方出版,也曾写信给江青,希望她像关心样板戏一样关心毛主席诗词,但是江青不懂外文,我没有像汪曾祺那样得到‘知遇之恩’。”
　　三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关系,拜识了许先生。手上许先生的信札,最早的一封时间为1992年10月10日:“秦颖同志,收到来信非常高兴。关于《汉英诗经》的事我很愿意参加这一盛举。”这之前,许先生已经翻译完成了《诗经》的英译,交外文出版社,又跟河南人民出版社签订了汉英对照本合同,但英文版权在他手上。之后的一系列信札都是关于版权、体例、前言、稿酬的讨论。序言如何办,许先生来信说:“河南译本的序就是根据余冠英先生为外文出版社《诗经选》写的序……外文出版社的《诗经》……英文序……与河南本大同小异……《汉英诗经》是否要重新写序?如要,我可参考余先生《诗经选》前言再写一篇英文序。如要余先生专门再写一篇,那最好由贵社联系。如何?”我回复:“序还是由您写,内容除介绍《诗经》的一般情况外(请参看体例第一条),请特别加入该书西传的情况及外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的情况,最好有对目前西方通行的英译本的评价。”很快,我收到了中英文序两篇,中文序参考了陈子展的《诗经直解》,英文参考了韦利。许先生知道我们出版《楚辞》的计划,表示愿意承担,完成《诗经》,可马上进入《楚辞》翻译,预计1993年年底完成。他在1992年11月的信中说:“我英译的《西厢记》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顺告。如再译完《楚辞》,则我国古代韵文五大瑰宝: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都出齐了。”
　　跟许先生的沟通,多是书信往来,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使我们能比较从容地商量一些问题,即使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也能圆满解决。如稿酬,相比国内的多家出版社,更不要说台湾的出版社和企鹅出版公司,我们给得最低,许先生却是愉快地接受了。如编例,1995年3月16日信:“《宋词三百首》小传事,中英文不必统一。因为中文词人生平、进士(我已译成通过科举考试)、官职、作品、词风等译出后需外国读者接受,所以我的小传考虑及此,是写而不是译。如译‘豪放’、‘婉约’等词,都无恰当对等词,译后读者一看译文,并不能有同样印象,反为不美。但中文可以由你们确定。英文如改,则需经我看过,所以最好不动。”我没有找到给许先生信的留底,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况。5月5日信:“《宋词小传》如译,一定是中文式英文,改不胜改,我只能改明显的错误,无法改中文式英文……我宁可花一星期自写,但贵社不同意。我意《词人小传》最好附在书后,香港、北京《唐诗三百首》都是如此;如放词前,请在序中注明不是许译为盼。”5月18日信:“词人传改好寄上。我的原则是专门名词音译对外文读者来说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成为负担,影响本书销路,影响译者声誉。不记得告诉你没有?英美Penguin Book已出版我的《中国古词选三百首》英译本,这是最大的国际书社第一次出版中国人的译著。出版者评价excellent tr.(绝妙好译)。所以希望《词人小传》不要产生副作用。”大概许先生最初想中英文分开,英文部分他独立做。后来,我们坚持汉英文本对应的问题,还是我们请人英译了,请许先生校改。这件事上,可看出许先生很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爱惜自己的名声,因这本书是合作项目(另两位作者负责今译),在翻译问题上绝不妥协的同时,他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具妥协精神的。我们的审稿没有后来“大中华文库”的条件,请不起社外专家,内容有疑问的地方会提出来,原则上尊重作者的意见。这大概是我跟许先生合作愉快的客观原因吧。当他听到我要离开湖南,马上来信询问:“杨逢彬来访,说你四、五月后可能调广州,不知是否属实?我们合作很好,实在不愿你调走……《西厢记》是否还由你责编?《宋词》校样何时寄下?盼告。”
　　四
　　到花城出版社后,我转向了外国文学翻译编辑,曾想请许先生为我们译点东西。因手上活太多,他给我们另外推荐了译者,并允诺一旦空下来,可考虑为我们译东西。2006年我去看望许先生,他正全力投入“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工作,知道我到了《随笔》杂志,马上投稿:“寄上随笔两篇(两封公开信)看看是否可用?”一封是致“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一封是“关于《唐诗三百首》英译本致高等教育出版社”。不知道这两封信最后以什么方式递交到了相关人员的手里。这是绝好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到许先生忘情翻译,不屑合群的性格,也可看到他处理问题的简单化和张扬的个性:
　　“看到报纸上说:《大中华文库》受到温家宝总理重视,因为这是对外宣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因此,书目选定之后,务必选择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英译本……如(《诗经》)《击鼓》中的名著:‘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湖南[按:‘湖南(本)’均指许译]的英译文是:Meet or part,live or die,/We??ve made oath,you and I./Give me your hand I??ll hold,/ And live with me till old!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译文[按:他的劲敌江枫也不得不说,这是他巨量翻译作品中,偶然的神来之笔],不知道《文库》为什么没有选用?……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希望《文库》能尽快纠正偏差!不要闹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笑话!……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得到答复。如无回音,只好上告国务院温总理了。”我想,这么大一项工程,译者的多元多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方式的建言,颇具许氏风格。
　　“收到贵社转来对英译《唐诗三百首》提出的意见共223条,我只读到……摘录的错译18条,漏译9条,添译3条,错字3条。初读之后,发现除个别错印之外,所谓错译,漏译,添译,多是不懂诗词翻译,并非译者有误……诗词翻译重视深层内容,重视意译,重视神似,说一可以指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过:中国没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翻译太差……所以翻译方法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问题……提的意见基本上是用法律译法来衡量诗词译文……《送杜少府》中的‘同是宦游人’,认为错译成‘陌路人’了,其实诗人王勃和杜少府都是在外地做官,译成strangers(‘外地人’,不是‘陌路人’)非但不错,而且非常正确。又如第三例李商隐诗题中的‘乐游原’,就是诗中第二句的‘古原’,古原上有陵墓,李白的‘忆秦娥’中已有证明:‘乐游原上清秋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所以译成Plain of Tombs译的不是法律译文的表层结构,而是文学作品的深层内容,不但不是错译,而且是可以使读者理解欣赏的高明译法……认为这是错译,那就是要用法律似的直译,取代文学译文,使中国文化不能走向世界。他们提的意见,基本是要用形似来取代神似,我不一一答复了……试想一个做了六十多年文学翻译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了六十多本世界文学名著的译者,并且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怎么会在一本书内犯下223条错误……出版社如果是非不分,好坏不明,那还能出书么?”虽然,223条里,大概不少是翻译标准的不同带来的理解上的分歧,里面的不少问题也可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但许先生的愤怒却也不无道理,责任编辑应该“先要看看意见是否正确”,负起责任编辑的责任来。
　　许先生现在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了120多种世界文学名著翻译作品。中译外的代表作如《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西厢记》《道德经》等,外译中的代表作如《雨果戏剧选》《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在翻译理论上,他提出“三美,三之,三化”,意即“音美、意美、形美;知之、乐之、好之;深化、浅化、等化”。近年,许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把文学翻译中的“信”与“美”的矛盾追溯至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又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论。他从这句话导出了下面的理论:原文描写现实,但并非等同现实;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可能叠合,译文和原文之间的距离,不一定大于原文和现实间的距离。“因为两种语文总是各有优点和缺点的,如果能够发挥译文的优势,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来描写原文所表达的现实,那译文虽不能等于原文,却是可能比原文更接近于现实,这样一来,译文就可胜过原文,比原文更忠实于现实了。”老子的“信”与“美”是“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的源头,后来严复提出了“信、达、雅”,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是对信和美的进一步发展,钱锺书的“化境”说把傅雷的“神似”又提高了一步。许先生认定文学翻译等于创作,一生的理想就是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由“翻译”变成“文学”,由具体的技术手段变成普适的理论和实践,难怪冯亦代甚至说他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据许先生自己说,有一个美国杂志选出世界100个革命家,他排在第92名,称他是“翻译方面的革命家”!超越规矩的翻译“革命家”,注定是争议和质疑的中心。
　　刊《南方都市报》2017年1月16日“大家”版
　　入选《2017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2018年出版
　　……

　　秦颖，祖籍湖南宁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先后就职于湖南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曾任《随笔》杂志主编，现任职于南方传媒总部。编审、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之余，随兴做做研究，写点文字，搞点翻译，喜欢摄影，热爱自然。

　　随笔文体灵活多样，既可以撰物品、抒性灵，又是思想最灵活方便的表达方式，表现的是片段的人生、社会、思想等等，故常常是以小见大，婉而多趣。本书或记人，或记书，或写编辑心得，以小见大，娓娓道来，既见作者读书之博，亦得文章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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